基于物理加密及KNN算法的核军控核查技术研究

现阶段军控核查技术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核查人员需要在不探测敏感信息的前提下,对被检核武器的真实性给出准确结论。本工作结合物理掩模加密技术与K近邻算法,提出一种可自主加密识别核武器身份信息的核查系统。利用Geant4搭建基于中子裂变反应的物理加密辐射指纹采集装置,并通过构造多种作弊情景下的样本建立数据库,同时本研究选择KNN算法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应用于未知项目的身份认证,并从鲁棒性和安全性两方面量化了该核查系统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当样本同位素丰度由武器级铀变为较低级浓缩铀(235U的丰度由96%变为70%及以下)或者样本几何形状发生细微改变时,该系统对这两种典型的作弊情景具有优良的鉴别能力。该核查方法利用智能算法实现了核武器的自主认证,提高效率的同时有效规避了人工篡改和窥探敏感信息的风险,此外,结合物理掩模加密技术,使得敏感信息从始至终没被测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软件后门等手段作弊的风险。基于物理加密及K近邻算法的核军控核查技术能够在保护被测项目敏感信息的基础上,以较高的准确率和效率鉴定其真实性。

核军控核查符合测量系统中去除γ射线新方法

为消除γ射线的影响,在阐述核军控核查技术中的符合测量方法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γ射线对于符合测量系统性能的影响机理,提出了一种新的去除γ射线峰的方法——拒绝窗口法。通过实验验证,利用该方法可以显著降低γ射线峰对符合测量系统性能的影响,且对γ射线的去除率达到了99%,大大改善了核武器识别系统的测量效果。

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带来了诸多风险,包括有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无核武器国家境内核设施遭到破坏,更多无核武器国家跨越核门槛,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提升核军备等五种情形。这些风险涉及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政策,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有效性,无核武器国家在核军控中的角色,以及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等。综合考虑核武器对全球安全的冲击,国际社会应以应对这些核风险为契机,以进一步防止核扩散、保障核设施安全以及避免核冲突为目标,修复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并推动全球核治理。首先,国际社会要充分用好《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提供的机会,重新确认核不扩散和核军控目标。其次,重新推进核安全合作,继续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管控民用核设施方面的作用。再次,国际社会要继续敦促核大国承担核军控和裁军责任。最后,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之间重建战略互信。中国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问题上自我克制,积极有为,要继续推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走出一条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新路。

转型的前奏:中国核军控政策的早期调整(1969—1976)

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贯穿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的核心内容。起初,反对的重点是美国,但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在核军控领域主要是揭露苏联的"假裁军、真扩军",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弱。中国既要联合美国制衡苏联,在核军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某种默契,又要对美苏缓和保持警惕,因而对美国提出的核军控对话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随着中美接触,中国的核军控政策逐步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但其本质尚未发生变化。

国际核军控形势及其前景

当前,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持续处于停滞状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地区核扩散问题谈判进程举步维艰。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政策严重损害了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核不扩散体制内固有的不平衡和不公平的矛盾影响国际社会在核军控问题上达成共识,科学技术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核技术扩散难以避免。综合来看,核军控的未来走向不容乐观。中国始终是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积极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核军控主张,特别是新安全观对促进核军控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拜登政府对俄核军控政策的逻辑及影响

美俄核军控是国际军控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当前,拜登政府对俄核军控的动机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应对美俄战略稳定脆弱现状的迫切需要,修复美国在国际军控问题上的形象与话语权,同时以此争取提升战略竞争能力的机会,并借助军控暂时缓解财政压力,为其国内政治博弈获得更多筹码。为此,拜登政府在初期推动美俄核军控,通过延长军控条约、举行战略稳定对话,使美俄核军控的恶化态势有所转圜。然而,俄乌冲突打断了其政策推进,美国随后又将军控问题与地缘冲突挂钩,造成了美俄在核查问题上的僵局。在整个过程中,拜登政府的政策举措反映出积极与渐进的特点,但其底色依然是对俄警惕,并尝试用军控议题持续施压。加之美俄双方战略原则的截然对立、双边军控框架的制度漏洞、新型武器的快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美俄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良性互动面临严重阻碍。两个核大国未来能否回归军控对话与合作,对全球、欧洲和中国而言均有重要影响。

美国核力量与核军控裁军政策走向的初步分析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迄今核武器发展最为完善和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核武器技术和由此形成的核力量对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也对其核力量结构和核政策做出了调整，从中可以初步预见美国未来核军控裁军的政策走向。

核军控核查辐射成像加密算法综述

针对新时期核军控核查加密辐射成像技术的需求,综述了基于模板对比法的射线成像加密算法。重点分析散列函数、压缩感知、数学观察者模型的相关性能,比较优劣,为后续核军控核查技术提供一定参考。同时提出一种全新核查技术的设想,结合随机掩模与霍特林观察者模型,利用Geant4模拟分析其性能。

全球核军控进入"后中导时代"

随着美国于今年8月初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这一维护后冷战时期美俄乃至全球军控体系基本稳定的重要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全球核裁军与军控进程正式进入“后中导时代”,将会对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1987年12月8日由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

大国竞争中的军备控制与全球战略稳定--以美苏核军控谈判为例

为更好应对与日俱增的全球战略稳定风险和考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借鉴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领域军备控制的实践和经验。美苏军控谈判呈现出三个特点:双方习惯于先达成讨论事项的整体框架,然后再谈判具体细节;双方都试图通过军控限制对手的能力并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行政部门内部以及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博弈对军备控制协议有重大影响。从美苏军控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三条经验:核军备控制是美苏共同利益;军备控制与军备建设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透明与核查是建立信心的重要途径。中国缺乏军备控制的经验,但更大程度参与军备控制的压力日益增加。为此,中国可通过提高军事透明度、参与各层级战略对话、主动设计军控框架方案等手段提升应对军控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要坚持中国核战略传统不动摇。

核军控:新的挑战和美国的责任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核军控走出了"僵持的10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了新的活力。未来将面临着4项任务,即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和核安全。前3项早就在核不扩散条约中得到了规定,但是在新时期又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核安全则是新的形势导致的一项新任务。这些任务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两个突出的挑战:一是在促进核能和平使用的同时加强核安全;二是在推动核不扩散努力的同时逐步实现一个无核世界。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具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应当发挥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称的积极作用。

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评析

尼克松上台之后,为改变美国不利的国际环境,开始转变传统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接触以制衡苏联。面对一个刚刚拥有核武器且不断发展的中国,尼克松政府选择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法,包括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与中国进行信息交流、建立中美热线和达成一个中美双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等,试图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体系之中并限制其核力量,借以维护其霸主地位。然而,中美核军控对话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美俄重启战略稳定对话能否为双边核军控铺乎道路

今年7月,美俄在瑞士日内瓦重启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讨论未来战略稳定和核军控问题。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俄举行的首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也是两国在今年2月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举行的首次战略对话。在当前美俄关系仍陷于紧张、双边核军控结构关键支柱濒于崩溃、双方围绕新技术武器开发和部署的军备竞赛加剧的情况下,美俄开启战略稳定对话能否为双边核军控注入新的动力,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中国与美俄核军控协议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把中国纳入美俄核军控协议以来,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指出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当前中国不会参加。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对国际核军控谈判未雨绸缪。一方面,要认清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实质,加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另一方面,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协调好捍卫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平衡,积极应对国际核军控问题。

主题论坛:冷战期间核武装和核军控实例研究

主持人语:2019年2月1日,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随后不久,俄罗斯也宣布暂停履行该条约。至今美俄双方都没有表达恢复该条约的意愿,退出该条约似乎已经成为定局。在3月举行的2019年卡内基国际核政策大会上,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吉姆·米勒均对将于2021年4月到期的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续约前景表示悲观。

核军控的动力考察--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例

冷战时期,美苏核军备的发展与竞争给这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核军控提出了紧迫性。尽管美苏在核威慑、核军控的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共享对避免核战争、实行核军控的共同利益的观念或认知。这是它们在控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合作的前提,并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及其成果中体现出来。然而,战略武器谈判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随着美苏战略态势的消长、新武器技术的发展和各自的军事及政治需要,美苏共享的核军控观念和认知不断演进。利益、观念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核军控合作的发生。

由抵制到参与:中美核军控对话(1976—1992)

中美关系解冻后,核军控磋商构成美国谋求在国际军控机制中'制度化'中国,并对华施展缓和、接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特政府时期,中美核军控对话提速,但中国未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核军控议程。里根政府时期,两国核军控磋商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开始加入国际民用核控制机制,并选择有限支持美国提出的一些核军控框架。但基于不同的核战略文化及国家利益,两国核军控抵牾并未消弭,凸显这一时期中美战略关系的有限性。冷战结束后,中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完成对国际核军控机制的参与。中美核军控对话是审视中国对国际核军控机制及西方世界体系认知态度变化的重要切入点,亦能彰显中国参与全球防扩散治理的负责任历史进程,以及冷战结束前后中美由制苏安全协调关系向大国竞合关系的转变。

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目的及其制约因素

美苏这两个用核军备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是战是和,是无休止的进行核军备竞赛,还是控制核军备发展,实行真正的裁军,这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危,因而一直是当代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中国学术界对此理应有独到的分析和见地,但是由于长期受固定思想模式的禁锢,人们往往简单地仅仅将其看作美苏尔诈我虞,欺骗舆论的谋略,而未能作进一步系统深入的剖析。本文试图跳出以往的公式,探讨美苏核军控谈判的意图及其制约因素,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脱离现实的拜登核军控理想

美国总统拜登在当选前已凭借丰富的核军控事务经验为人所熟知。鉴于拜登的核军控理念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外界普遍关注其任期内的美国核政策走向。上任后,拜登短时间内先后与俄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伊朗举行维也纳间接会谈,初步践行竞选承诺,向外界证明“核军控理想”并非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