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前奏:中国核军控政策的早期调整(1969—1976)

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贯穿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的核心内容。起初,反对的重点是美国,但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在核军控领域主要是揭露苏联的"假裁军、真扩军",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弱。中国既要联合美国制衡苏联,在核军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某种默契,又要对美苏缓和保持警惕,因而对美国提出的核军控对话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随着中美接触,中国的核军控政策逐步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但其本质尚未发生变化。

拜登政府对俄核军控政策的逻辑及影响

美俄核军控是国际军控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当前,拜登政府对俄核军控的动机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应对美俄战略稳定脆弱现状的迫切需要,修复美国在国际军控问题上的形象与话语权,同时以此争取提升战略竞争能力的机会,并借助军控暂时缓解财政压力,为其国内政治博弈获得更多筹码。为此,拜登政府在初期推动美俄核军控,通过延长军控条约、举行战略稳定对话,使美俄核军控的恶化态势有所转圜。然而,俄乌冲突打断了其政策推进,美国随后又将军控问题与地缘冲突挂钩,造成了美俄在核查问题上的僵局。在整个过程中,拜登政府的政策举措反映出积极与渐进的特点,但其底色依然是对俄警惕,并尝试用军控议题持续施压。加之美俄双方战略原则的截然对立、双边军控框架的制度漏洞、新型武器的快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美俄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良性互动面临严重阻碍。两个核大国未来能否回归军控对话与合作,对全球、欧洲和中国而言均有重要影响。

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与美俄核信任问题研究

中国的核军控政策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核军控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适应的是中国所面临的特定安全环境;在涉及对外安全方面,目前首先要考虑到美、俄等核武器国家,通过建立核信任措施,维护全球与地区的战略稳定。分析美俄以及中国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理念与实践,建立中美核信任十分必要。

中国与美俄核军控协议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把中国纳入美俄核军控协议以来,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指出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当前中国不会参加。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对国际核军控谈判未雨绸缪。一方面,要认清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实质,加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另一方面,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协调好捍卫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平衡,积极应对国际核军控问题。

特朗普政府核战略调整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美国的核战略政策也经历了非常明显的转变,考察特朗普政府在核战略理念、核武器发展使用以及核军控政策等方面的具体变化,对于我国反思和调整核战略政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