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思考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核能发展的主要国家,对核安全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是中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的关键。而核安全国际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某一个国家是很难有效进行的。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者,中国有责任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核安全的特殊性,使核能领域的合作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安全观念和国际区域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而要实现核安全一体化的目的,必须通过法治化规范“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框架体系、框架内容、规则制度体系,确保核安全共同体有序运行。

论西方核伦理研究的局限及其超越--以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为方法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核时代”的存在样态,其间衍生的核伦理问题关乎人类安全、福祉与命运,需要相应的方法予以研究解决。但西方核伦理研究范式却罔顾人类已然成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事实,囿于国家利己主义方法的流弊,局限颇多,未能充分发挥核伦理研究与实践的应有功效,因而需以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为方法对之加以重构。以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为方法,就是要以维护人类作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道德标准、思维逻辑、理论话语、分析框架和道德理想图景为依凭展开核伦理的研究与实践。纲领性言之,以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为方法就是要把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视为最高核伦理实体,把维护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安全和利益当作首要核伦理原则,并将推进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核伦理实践的根本路径。

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核安全公众沟通机制研究

核安全公众沟通是社会安全管理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核安全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我国核安全公众沟通的现状存在片面性、方法陈旧等问题。构建“命运共同体下的核安全公众沟通机制”,从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双向多维沟通、创新公众沟通渠道以及完善核安全公众沟通保障体系三个方面着手,可以实现政府、企业与公众在核安全的公众沟通中的共建共治共享,促进核安全公众沟通健康持续的发展。

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提出的新理念。虽然实现这一理念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共同体实践模式、国家合作、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可行性。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扩大国际合作范围,深化国际合作方式;强化国家责任,提高国际道德和共同体意识;积极推进核安全体系建设;培育核安全文化,增强核安全意识。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核安全治理赤字、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低碳转型需求以及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强化政治投入、国家责任、国际合作及核安全文化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坚持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为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向度、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体现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共享共建共生的价值旨归,蕴含了安全伦理、责任伦理和生态伦理等向度。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传统文化、境遇破解等生成逻辑,是思考和评判核安全时所必须秉持与遵循的,它为实现全球核安全治理凝聚价值共识,为破解当前核安全伦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日本核污水排海凸显的核安全治理困境与应对方略

日本政府将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水直接排放进入太平洋的行径,使核安全又一次成为热点话题。核安全属于交织性安全,主要包括核保障、核安全和核安保三个层面的内涵,而日本核安全事故及核污水排海事件主要涉及的是核安全层面。日本核污水排海这种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多种特征,当前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机制:一方面,是以联合国及其分属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是包括《核安全公约》在内的系列国际条约或公约。然而,日本核污水排海的行为,揭示了当前核安全治理机制面临着约束力不足、治理失灵的困境。人类将来需要从价值契合、理念融合和行动联合等方面强化核安全治理,共同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核安全的理论内涵与实施路径

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核安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核安全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科学认知和公众认知两个角度对核安全的内涵进行阐述,提出核安全是一种客观存在,安全与不安全均具有明确边界,但不同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对边界的认知存在差异。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对核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全球最高安全要求,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及提升核安全监管效能。要实现核安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核安全边界,构筑更加严密的标准体系;开展核安全监管效能评估,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实施核安全循证决策,提升决策科学性;开展包容性公众沟通,提高公众认知度;构建国内国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核安全整体水平。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

核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实现核安全纵深防御,须持续培育核安全文化。关注“两个大局”背景下的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是当前核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在价值统领、理论创新、法律完善、行业落实、公众沟通等方面向好发展,但也存在着多价值观研究而少具体行为准则研究、对传统安全文化利用不深、国际影响力与自身核安全实力不匹配等不足。危与机并存,一方面中国核能开发与治理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西方主导国际核安全文化话语权。对此,中国核安全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辩证吸收国内外核安全文化建设经验,汲取和合、忧患、担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一带一路”大力弘扬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

东北亚核安全缺失与供给模式改进——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

核安全是东北亚重要但短缺的公共产品。从公共产品的理论解释与客观现实的具体反映看,全球组织和域外霸权国都无法实现东北亚核安全的持续、有效供给,域内国家加强合作是弥补地区核安全缺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东北亚核安全供给模式改进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传统核安全由中俄美三个合法拥核大国共同协调、域内其他国家参与提供,非传统核安全由中日韩共同主导、携手域内其他国家平等参与提供,推动东北亚核安全从域外力量主导、同盟辅助的霸权供给模式逐步向域内实力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平等参与的多边合作供给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