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外围论对中国的分析——贸易条件—贸易结构—国民经济结构分析

核心—外围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开放的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文章从贸易条件角度 ,对核心—外围论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使用包括净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 ,对我国贸易状况进行了具体分析。贸易结构是贸易条件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贸易结构是依附于生产结构的 ,经济或生产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的合理程度。

“核心—外围”企业集群态势下产品投资管理的路径探究

"核心—外围"企业集群形态,不仅大量存在于国际分工领域;并且,在我国拥有诸多中小企业的背景下,依然广泛存在着。其可被理解为:诸多建立在同一价值链条上的企业,根据链条上核心企业(一般为产成品生产企业)的业务要求,而展开围绕核心企业分工与协作的企业集合。企业产品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否,主要在于核心企业方面。由此,核心企业不但需要从企业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考察;还须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探讨。

产品价值链中企业的核心——外围关系探析

在市场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况下,原来垂直一体化企业会垂直分离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之后产品价值链中的企业之间构成一个紧密的联系体。这个联系体中企业间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外围关系,核心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从而也可获取较高的经济利益,外围企业的利益则受制于核心企业。

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分析

本文通过使用克鲁格曼的核心-外围区域模型,来分析我国在东部中心产业集群的现状。从模型中可以得到一些促进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东部江苏省工业集中的数据,研究我国产业集群的现状,提出了如何加快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政策。我国应该通过城市人口增长的快速发展、改善交通条件、产业集聚的转变、加速西部经济的发展,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并促进均衡发展的实现。

京津冀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应对产业变革和绿色发展目标,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针对京津冀地区产业转型调整和生态目标,发展绿色技术、培育绿色产业能够有效推进和稳定经济增长,提高经济韧性。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的价值属性视角入手,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形式、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2012—2022年京津冀区域整体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授权数量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然而占全国比重大幅下降;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授权量的空间布局整体表现为以北京为核心,天津次之的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总体偏弱,北京最具抵抗风险的能力。从实证结果看,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U型特征作用形式。消费在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韧性影响效应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起步期,消费扩张会弱化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提高的抑制作用;随着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扩大,消费扩张会减弱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正向推进作用。因此,应从构建以绿色创新为前沿领域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加快推进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加快绿色生产、合理优化消费结构等方面提升京津冀区域经济韧性。

通用数字技术扩散的模式、特征与最优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通用技术,其扩散模式包括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扩散速度受到技术相对优势、技术基础设施、技术兼容性、对技术创新的认知等方面影响。通用数字技术扩散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形成技术扩散的核心—外围结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为通用数字技术提供了最优扩散路径,在行业间表现为以数字密集型产业为核心逐渐向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扩散,在国家间表现为从数字经济强国逐渐向工业发达国家、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扩散。政策取向上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产业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产业生态系统构建,优化技术扩散网络,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框架构建。

规划引导型城市群战略深化路径研究

规划引导型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弱但也是最具潜力的区域,从空间经济学角度来看,规划引导型城市群战略存在四个问题:城市群间协同政策不足、总体发展程度弱、核心城市不够发达、核心和外围城市间渠道不畅。在城市群发展时空演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8个城市群的不同特点,提出“十四五”时期规划引导型城市群的差异化战略深化路径。

对地域文化与核心--外围模型参数结合的探索

不少学者探究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关系,但是关于地域文化如何影响空间集聚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文选择克鲁格曼的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采用经济学常规的模型逻辑演绎方法,辅助文献论据,探讨地域文化如何与该模型结合,从而参与解释产业集聚的过程。主要结论为:(1)地域文化不但可以影响CP模型中的τ,也可以影响μ和ρ。文化地理学者只有开展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将地域文化转变为CP模型中的参数,从而理解文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2)根据CP模型的(i,j)地点,提出了适用于CP模型的地域文化单元。在无法将地域文化定量为绝对值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相对值来定量化,从而支撑聚集趋势分析,但不能支撑集聚准确强度的分析。(3)地域文化研究与CP模型的关联无法揭示区域不均衡发展关系的本质,亦不能唤起人们对文化霸权、拜物教、异化的警觉。因此文化地理学在与经济地理学结合的同时,还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目标。

文化与产权基础的关系新论

理论界很少论及文化与产权基础的直接关系。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是人际交流互动所形成的被普遍认可或遵守的正式或非正式规范。文化创造于人并服务于人,其共性和差异性源于人的共性和异质性。产权的动态关系即为产权基础。当所有权为个体所有时,可谓之个体意义上的产权基础;为集体所有时,可谓之集体意义上的产权基础。文化与产权基础的交集在“人”,文化产生于人际交流互动并激励或规范着人际交流互动,而产权基础则决定了人际交流互动的条件、形式、内容和目的等。没有产权基础,就很难有人际之间正常的交流互动,也就不会有文化的产生。由于不同所有权主体下的产权基础对自利和互利、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等的诉求不同,因而其行动(政治的或经济的)也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进而对文化的产生、干预和主导方向也存在显著的不同。

中央政府核心职能的理论逻辑

在对政府职能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政府核心职能的存在,并通过对政府职能内涵的扩展性重释发现了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对政府核心职能的规范性要求。在寻求总体的、真实的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以其"强公共性"的结构性特征而逻辑地成为主体性选择。然而,公共利益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并需要人具有公共理性的精神。因而,中央政府必须将维护与实现公共理性作为自身的核心职能,并通过核心价值的宣示、构建包容性的公共领域、确立普遍的理性交往规则、提供支持性的现实结构以及整合多元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其核心职能。

新疆县域经济的增长模式

在新古典理论模型假设的基础上梳理了空间外溢及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理论,选取1998—2013年研究时段,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LISA散点图和σ趋同指数测度区域空间格局,结合空间计量模型(SLM、SEM、SDM)探析空间外溢效应外溢路径,提出新疆空间增长模式并给予实践佐证。结果表明:第一,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组内差异缩小和组间差距拉大并存,经济极化增长与人均收入差异拉大并存;第二,空间溢出效应可以部分解释新疆人均收入差异;第三,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出现趋同俱乐部;第四,新疆空间外溢效应的溢出路径主要经历了"增长率驱动—政策冲击—多元化驱动",冀以提出全疆"空间集聚、向心发展"的有重点、多片区、全局化的多层次"核心—外围"模式构想。

企业协同创新:基于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共生理念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程度的加深,形成了价值链上不同企业间的核心—外围二元结构,也构建了企业生产与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理念在经济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现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经济作为一个系统,生物界的共生法则更应该在经济活动中起作用。基于共生理念的企业协同创新,一方面可以均衡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之间的二元差距,促进价值链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在协同创新活动中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自然、与社会共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个空间经济学视野

长三角一体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中国三个沿海国家级区域战略中最具可比性的两个战略。文章以大历史视野和空间经济学合一的视野聚焦于这两个战略所涵盖的区域,分析区域层面的政府选择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显示,全球、东亚、中国及其内部多个层面,正涌动着有利于中国沿海特大城市群发展的空间重构趋势,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顺应了这种趋势。在空间经济学上可将两大战略的目标视为新兴世界级经济核心再造,要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须在四方面强化新旧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