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对核心与边缘地区旅游经济的效应研究——基于南广与贵广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纽带。以连通国内东部发达地区(“核心”)与西部欠发达地区(“边缘”)的南广与贵广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首先,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广东、广西以及贵州3省(区)旅游经济分布格局的演化,发现高铁开通后国内旅游经济的重心逐渐由核心区向边缘区移动,但国际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并无显著变化。其次,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对边缘区国内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对核心区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据此,建议依托高铁构建旅游大市场和经济带,深化核心-边缘区际旅游产业差异化分工与互补合作新格局。核心区应侧重国际游客市场及国内购物市场的开发,打造世界级旅游消费中心,发展旅游新业态,并通过高铁带动与边缘区的旅游产业合作;边缘区则应在高铁带来的客流增量效应的基础上,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特色旅游品牌,推进本地旅游产业升级。

用文明传播的范式来解析中华族群冲突——从《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说开去

《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一书,从空间入手,以文明实体间的传播与碰撞为线索,为18世纪苗民起义和暴动提供了社会学解释,且在实证的基础上回应了赫克托的"内部殖民主义"。在理解中国的族群冲突方面,该模式或可超越"阶级论"的困境,提供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解说,并对解读当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部分地区的族群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921—1945)

革命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殊形式同样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自身也有许多地理问题。自建党以来,中共革命所经历的艰难与挫折不能仅仅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去分析,还应从地理角度加以阐释。其中,有三个地理问题与1921—1945年中共革命的进程相始终,中共党内长期从实践、理论等方面加以认识、争辩,最终达到成熟。这三个地理问题包括革命活动开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革命战略空间选择的核心与边缘问题和革命势力的波浪式空间推进问题。中共早期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对于这三个地理问题的认识不统一,甚至错误认识长期流行,是中共革命新道路探索过程中经历种种挫折与失败的重要诱因。

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世界体系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理论包容性的分析视角。它虽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出的一种理论解释,但它在以长时段分析见长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具有理论解释能力。总体来说,世界体系分析中核心与边缘的二元概念及其动态平衡对我们理解史前考古学中的文化互动以及文明进程的兴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对经济维度的重视在以物质文化分析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十分具有阐释和应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