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击和正规法制之间寻找生存空间:根据地政权法制实践的新思考

乡村革命根据地政权需要法制,但到底需要的是游击式法制还是正规法制,根据地内部为此争论不休。就表象上看,游击式还是正规,只是一种根据地政权法制建设方向性的实践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政权建设方面的“游击式”逐渐成了一个无需论证的政治正确性话语,正规化则成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代名词,争论于是演化为“政权工作中的两个根本思想问题”。所谓游击式法制,即立法简陋、司法程序简单、执法迅速等,长期如此很难实现法治的追求。在此背景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以“革命法制”为目标,尝试在“游击式法制”和“正规法制”之间寻求生存空间,走出了一条“新型正规法制”的道路。这条道路,既是一种话语体系,又有一套制度样态,其影响不可不察。

根据地政权法律制度的知识生成史

中共十八大之后,执政党提出要构建中国的学术派别,强调对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执政经验的总结。在执政党的倡导下,学界对根据地法制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批年轻的学者更是跃跃欲试。对于根据地法制史研究而言,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认真回顾研究历史,在梳理既有成绩的同时,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厘清这一学术领域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知识,有关根据地政权法律制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学界的重点是对其进行政治定性,如先进的法律制度、革命的法律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等,从政治上厘清根据地政权的法律制度与已有的一切法律制度的差异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开始彰显,加之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关根据地政权法律制度的知识构建逐步向制度描述,特别是深度描述方面拓展。但囿于史料的限制,加之言论尺度的难以把握,深度描述空间不足的问题很快又暴露出来,学术研究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官方和学者的努力下,根据地政权的法律知识已被构建成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新型政法知识。这种知识要想获得更多的认可则必须强化学理阐释。

论二十世纪上半期根据地政权的反迷信斗争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变迁中,迷信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对封建迷信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批判,其彻底性是当时任何政党或政府所无法比拟的。

论毛泽东根据地政权建设理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逐步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的形成。

读《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

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国内出版界出版了大批有关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书籍,其中较有影响的当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在今年出版的该丛书政治系列中,杨圣清教授撰写的新著《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值得一读。

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日根据地研究专著──读《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

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日根据地研究专著──读《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宾长初抗日民主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人民武装，没有抗日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政权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即把廉政作为建党、建军、建政的根本条件.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政权与法制建设中,始终注意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廉洁奉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把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党员五项条件之中,即新入党的人必须“没有发洋财的观念”.针对工农民主政权初期时期出现的腐败现象,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提出了对“侵吞公款和受贿有据者”的惩治办法.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13号宣布:“侵吞公款、侵害公共建筑的及公产者究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1933年12月15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根据贪污公款数量——100元以下、100元以上至300元以下、300元以上至500元以下、500元以上,分别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3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死刑:没收其本人家产的一部或全部.

根据地政权法制实践当代意义之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实践始于局部掌握政权的根据地时期。根据地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传统乡村为场域,克服恶劣的战时环境,法制实践从无到有,涉及现代法治的全部领域,且呈现出许多规律:指导思想上从移植到自主创建。早期以移植苏联的法律制度为主,延安时期进入自主创制阶段,强调法律制度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出发,且内容和形式必须是全新的。制度上经历了从“游击式”到“正规化”再到“新型正规法制”的过程。“游击式”法制的特点是制度简单、程序简略,突出实用。“正规化”强调法律内容详尽,制度完备。“新型正规法制”则主张适当完备法律制度的目的必须是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满足民众的需要。功能上历经了从注重打击敌人到限制公权力,从而使根据地政权的法制在价值上与现代法治更为接近。建设重点从强调建章立制到重视养成守法习惯。实践上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国家机关执法到党政军民学、齐抓共管的大法制建设工作格局。上述规律的形成,或是由于认知上的变化所致,或是源自于政权建设中的经验积累,当然也包括对法制实践中一些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

根据地政权国家机构的理念、立法和实践

革命问题首要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革命问题思考得多,对政权问题,特别是国家机构问题思考得相对不足。伴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包括苏俄的经验对乡村根据地政权的指导作用颇为有限。换言之,究竟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国家机构才能满足军事动员、政治革命与社会治理的多重需要,同时符合乡村和战争环境,尚需探索。经过实践,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有关国家机构问题的基本认知,并凝练出民主、高效、灵活等国家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和一体化的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机构不断调整,其影响远及当下。

抗战时期国共两个政权的关系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与形式上统治全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并存。本文对两个政权的关系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启示作了论述,从而证明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方式。

抗日民主政权简政初探

1941年11月初,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李鼎铭先生针对当时边区的行政机构同客观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向大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个提案包括“精兵”和“简政”两个部分,他在关于简政的内容中指出:“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构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与会的一些代表也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启迪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启迪黑龙江省委党校，佳木斯市委党校张国胜，王国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中，培育出了艰苦奋斗、勤俭朴素、清正廉洁、蓬勃向上的延安精神，形成了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只见公仆不见官”的...

简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

简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王朝彬中华民族为期８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了。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悲壮慷慨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壮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民族壮歌中激昂响亮的乐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