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中国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浅论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孔飞力在他的代表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通过详细理清孔飞力的理论分析思路,从他所关注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问题着手,可以有效探讨如何从与“外部冲击说”相对立的“内部动力说”,来理解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现代中国的建立。

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根本性议程的存续——浅析《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晚清存续下来的三大“根本性议题”进行梳理，对其中政治集权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政府与地方财政三大关系进行阐释，以此明晰中国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历史”之中，以及思考现代化之于中国的价值意义。

理解副职:科层上下何以联动

“副职”在中国设立已久,自组织建制及层级体系出现以来,副职就伴随着组织系统运行而产生:如秦汉时期设置的郡尉、县尉,唐朝设置的侍郎,明朝设置的有同知、县丞等,都为副职制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当代政府的组织架构设计中,副职制度仍在发挥功效,如“省长”“局长”“主任”等职务往往设置多位副职分管,从而高效履行行政职能,实现特定辖区或事项的有效治理。作为官僚体制运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副职涉及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制定和执行等全过程,是科层组织得以正常运转的组成要素。

“内在导向”与“现代中国”的思考——读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已故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的重要作品，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极受作者本人重视，作者在书中提出了重要的核心概念“建制议程”或称“根本性议程”，并结合大量史料论证了中国现代国家特性的演变，虽然极富见地，但在某些方面也难免有些局限，比如他的“内在导向”理论实际上未必适合中国独特的历史话语场域。

浅梳《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孔飞力的代表作之一,书中着重提出了中国自晚晴以来,知道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性议程",书中内容的结构安排十分紧密,有着诸多值得我等学习的有点,希望能过通过书评做出一番简单的梳理和评价。从前人的优秀著作中汲取充足的养料,参悟学习。同时也应当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扬长补短,避免闭门造车的同时也需避免失去自己的思想。

屏南寿山乡:代表直通卡通民心

寿山乡位于屏南县东部,常住人口7000多人,辖14个村。现有县级人大代表7名,乡镇级人大代表42名。近年来,寿山乡人大通过建立代表活动站、发放人大代表直通卡等,不断提高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方便代表与群众联系,寿山乡人大全面推行“人大代表直通卡”制度。首先,乡人大在全乡14个建制村分别进行宣传、部署,让人大代表和村主干等将完整的办事流程公布上墙,并告知群众。其次,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以文谋独”?——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新形态

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内政外交重回建制派审慎、理性和相对可预测的传统轨道,同时也终结了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任内推动的轻率、非理性和不可预测的政治议程。然而,拜登无法也无意完全摆脱“特朗普主义”阴影,尤其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利用和改造其前任的外交遗产,以便赢得与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