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地:《格列佛游记》中的生态美学

《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运用离奇的想象、清丽的笔触、夸张的表达生动记录了格列佛在找寻“诗意栖居地”过程中的奇遇故事,彰显出浓郁的生态美学。《格列佛游记》中的生态美学集中体现为静态自然之美、动态自然之美、和谐生态美学三大方面,其中静态自然之美体现为小人国的精细之美、巨人国的宏大之美;动态自然之美体现为万物平等的哲学观、因果循环的对称美;和谐生态美学聚焦于“何以栖居“”为所当为”两个方面,为探寻理想的诗意栖居地、回归朴素的诗意栖居地指明了道路。

论《格列佛游记》中空间的陌生化诗学

随着近些年科幻文学研究的兴起,《格列佛游记》作为科幻小说重新受到重视。科幻小说的研究视角为这部寓言讽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根据加拿大科幻文学研究学者达科·苏恩文的陌生化的科幻文学理论,本文发现《格列佛游记》是依据现实空间来创造新现实空间的,斯威夫特通过两种空间的并置、对照与转换,为读者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既提升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又达到了批判与教化的双重目的,还展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探讨和对价值取舍的思考。

论《格列佛游记》中的生态美学观

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应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交融之美以及对“诗意栖居地”的追求都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的主要观点。斯威夫特在描写自然景物时,竭力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他向往的并不是那种纯粹的、没有生命参与的或者二元对立的自然界,而是想构建一种自然与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尊重、一片祥和的生活方式。斯威夫特透过小说主人公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理想生态蓝图,为人类找到了最理想的“诗意栖居地”。

《格列佛游记》中叙事者与小说的真实性研究

作家斯威夫特以主人公格列佛的第一视角,为读者展现了格列佛的奇幻冒险,以及他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骃国所经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相比于同时代的《鲁宾逊漂流记》,同样是游记体小说的《格列佛游记》则能让读者产生一种叙事内容更加真实的感觉。本文分析认为,斯威夫特首先为主人公格列佛树立一个“资质平庸的潦倒医生”的普通人设,人物本身就让读者产生一种真实感;然后选择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让读者跟随格列佛进行一系列奇幻冒险,使得看似荒诞的故事也有了一些合理性和真实性。最后,作家斯威夫特还采用了夸张、隐喻等创作手法,以及巧用编者评论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从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论《格列佛游记》的怪诞美学风格

《格列佛游记》中夸张变形的人物、离奇怪诞的事件以及降格或贬低化的描写,表现出怪诞的美学风格。同时,这种夸张变形、降格或贬低化具有正反同体性,包含着否定与肯定、讽刺与赞美的双重性含义。

探析《格列佛游记》的讽刺手法

《格列佛游记》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格列佛的一系列历险故事,以四个光怪陆离的国度对当时英国的政治面貌、社会风气、文化特征进行了全面影射。斯威夫特在小说中运用夸张、对比、反讽、象征等表现手法,增添了小说的讽刺色彩。本文针对《格列佛游记》

《格列佛游记》人物异化的三种表现

人的异化就是人被人所制造的物所控制,而不是人控制这个物。西方学者对于异化的研究,从哲学、文学等多个体系展开,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自身的观点和看法。在西方文学主题层面,异化主要指的是在非己力量的作用下,作为个体的人,逐渐丧失个体本该有的自我、本质、主体性及精神自由,进而发生改变,成为'非人',趋近于人格分裂,也即丧失真我和大我。

一个普通但很真实的人物——格列佛

通过对《格列佛游记》产生的背景以及其故事情节的分析,推翻了已往对格列佛人物特征的看法并提出了新的认识:格列佛是一个真实的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形象。从而使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斯威夫特这位世界著名大师。

论《格列佛游记》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反社会人性母题

文章通过探讨英国 1 8世纪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和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反社会人性母题 ,揭示出反理性话语在文学中的表征。同时 ,文章还指出 ,文学表征中的反理性话语始终如一地恪守了独特的文学批判精神 :批判理性的张狂 ,反思理性内在的否定逻辑。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文学翻译批评——以《格列佛游记》为例

有关翻译目的论是否适合于指导文学翻译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对比分析《格列佛游记》的两个译本发现,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就不同;发起人对译者的翻译要求、目的语所处的语境条件以及译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和功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译者只有在保证译本充分性的前提下,依据专业知识对信息的取舍作出判断,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才能创作出符合受众期待的好译本。翻译目的论对于翻译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这个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

儿童的读者特征对文本改写的影响研究——以《格列佛游记》译本为例

读者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首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讲,它直接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与技巧。儿童读者,作为特殊的受众群体,有着特殊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对文本的改写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必须采用特殊的翻译处理方法,才能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儿童版《格列佛游记》就是译者综合考虑儿童读者特征而"生产"的文本。本文以《格列佛游记》儿童译本为例,探讨儿童读者对改写的生成、改写的策略、方法及技巧的影响,从而反映读者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

评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英国18世纪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批判

斯威夫特是18世纪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家。他以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出海航行的冒险经历为主线,以幽默的手法直接或间接地讽刺和抨击了18世纪前半期英国现实社会的矛盾、邪恶与罪行。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论《格列佛游记》的科学主题

本文从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的文化背景出发 ,观察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对飞岛及其科学家的描述 ,进而探索斯威夫特的科学观及其意义。本文比较了启蒙思想家对科学的态度与启蒙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科学形象的差异 ,指出《格列佛游记》

梦幻民主——《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的民主思想之比较研究

相距半个地球 ,相隔百余年 ,而且信息互不沟通的两位作家的作品———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分别缔造了两个极为相似的民主王国 ,提出了各自建构民主之邦的理念 ,但是这种“民主”

格列佛的异化:从经济人到政治人

国内外对《格列佛游记》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作品的讽刺艺术,多半忽略了人物普遍的异化特征和作品的解构倾向。在黄梅力作《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的启发下,本文对斯威夫特代表作中的人物异化现象进行了基于文本的阐释,尤其对主人公的异化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国内首次提出该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人物"异化"的小说,而格列佛就是英国小说中第一个典型的"异化"人物。

《格列佛游记》三个中译本之目的论视角审读

本文从翻译目的论视角对《格列佛游记》三个中译本予以审读,基于影响文学翻译的三个动态要素:译者、读者和出版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不同译本由此确立的不同翻译目的,在不同翻译目的引导下采用的各异翻译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各自的语言、文化特色。

元语言中的文本生成、人性道德与理性文明——以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为例

元语言是把语言本身作为指称和描述对象的语言,对进一步理解小说中的叙事声音具有重要意义。《格列佛游记》中存在诸多元语言,作为语篇前景化的部分,其内容丰富、意旨深远。文章在哲学"语言分层论"提出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二项式基础上,着重聚焦《格列佛游记》中的元语言命题,分析其与斯威夫特小说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其特定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文学审美意义。作为斯威夫特手中的一把利器,元语言不仅是故事层面上的文本世界建构,也映射出作品在人物意象塑造上的书写策略,同时亦在主题思想层面上折射了作者对理性主义与人类文明的深刻哲思。

讥讽权贵 嘲弄暴政——江奈生·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

本文主要讨论斯威夫特的著名小说《格列佛游记》的讽刺艺术,从讽刺的角度揭示小说的主题及艺术风格。文章展示了斯威夫特对英国君主制度的腐败和丑恶的尖锐讽刺,并讨论了小说中体现的奔放的想象与夸张、真实的细节描述及象征、影射、夸张、反语、幽默等多种讽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