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格物说:一个高倡身体权利与自由的儒学新样态

朱子主要以“文”为所格对象,王阳明以“心”为所格对象,二者各有其流弊。王艮则以“身”为所格对象,隆崇保身、安身、尊身之义,划分了“人我权利之限”。“身”是“格物”“格心”所必须依托的载体。因此,“格身”实则是“格物”“格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内容是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当中涵括基本的物质需求、人身自由和价值选择自由等权利,这些权利皆是以“身”为本,代表了广大平民阶层的意志。然而,当它们与传统“舍生取义”的道德信念相抵牾时,王艮给出了道德和自由之间的折中方案,得出“止至善者安身也”的最终结论,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儒学重义于身的传统,崭露出异端的萌芽。

民国时期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说做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蔡元培、谢无量等从工夫论角度的解读,有胡适、周予同等从科学的或认识论的角度的解读。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工夫论的角度解读朱熹格物致知说之后,工夫论的解读与认识论的解读二者逐渐走向统一,并发展至今。这一解读,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是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

太谷学派格物致知说的生命本位特色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石埭人周太谷创办,曾活跃于山东、江苏一带,具有神秘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周太谷及各代传人在前人基础上对格物致知进行了阐发,自知生、养生、全生三个层面上形成了本派格物致知说的生命本位特色,丰富了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内涵。太谷学派格物致知说,不仅在内涵上使传统的格物致知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且在理论上也使传统的格物致知说提到了生命哲学的更高层次。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从贵阳到南昌:致良知说的提出过程

学界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理论基础是知行合一说、心即理说、良知说;普遍认为阳明学是王阳明进行逻辑思辨、理论思索的结果。考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一直到江西时提出"致良知之教"这十多年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阳明心学的真实面貌,证明致良知说是一种道德践履功夫,而不是一种思辨理论体系;"知行合一说"仅仅是阳明最初教人的一种功夫,而不是阳明学的基础;"心即理说"是体悟到心体后对心体体用关系的概括,而非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认识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影响

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三大理论基础,引发了关于认识论三大问题的对话:人能否认识终极的绝对真理?是即物以穷理还是立理以限天?科学方法是否具有普世性?对话导致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三大突破:一是在批判审视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了辩证发展的多元真理观;二是以注重质测之学的观念取代了宋儒"援虚理以立说"的先验论,提出了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格物说;三是从中国哲学中寻找西方科学方法生根的土壤,在引进几何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程朱陆王的新致知论。

以事行道——基于泰州学派的考察

以“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来划分理学的两种形态,并将王学以及作为王门后学的泰州学派作为“觉民行道”的主要范例,构成了余英时考察宋明理学的重要之点。然而,这一看法并不合乎思想的实际演化过程。以泰州学派而言,其重要特点首先体现于把“事”和“道”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正是“日用即道”,而非“得君行道”或“觉民行道”,构成了儒家的重要传统,明代王学包括泰州心学的重要特点,在于上承和突出了这一传统,并由此进而提出“以事行道”。在泰州学派那里,“以事行道”不仅涉及日用常行,而且关乎广义的经世活动,后者既包括人和对象的相互作用,也指向社会治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以事行道”以人为行事主体,肯定“以事行道”,在逻辑上也包含着对人的作用的关注,后者体现于泰州学派所提出的“造命由我”观念。对主体力量的注重,逻辑地导向对自我的理解和定位。在“淮南格物说”“明哲保身论”之中,泰州学派这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后者可以视为“以事行道”的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展开。

史传理论:“白描”的另一种渊源

“白描”是中国小说美学中关于写作技法的一个范畴。长期以来 ,众多学者都认为“白描”这一技法是借鉴自绘画。从史传理论中则可以寻找“白描”技法的另一个渊源。史家“实录”思想及“春秋笔法”与“白描”有着承继性的关系 ,而金圣叹的“格物”说则是这两者之间的枢纽。

王艮与“泰州学派”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今属江苏省东台县），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1年），是明代一个伟大的平民儒学宗师。王艮成年后师从王阳明，一生不喜著述．存世的语录、诗文、杂著总共不到1．4万字，这在宋、明思想家中极为罕见。理论上，王艮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淮南格物说”和“安身尊神论”；

朱子对孔子“孝”论的继承和发展

朱子对孔子“孝”论有重大的继承与发展：给予“孝”明确的定义和解说，此其一；其二，赋予“孝”新的内容；其三，把“孝”纳入其理学体系；其四，重视常规教育和格物致知说与“孝”的关系。传统文化是活的流动的文化。现代社会对于朱子“孝”论应有所扬弃、有所继承。

王艮安身说/保身说中体现的仁智关系

王艮安身说或称保身说,自云原出于孔孟,并试图借此超越于理学的一般框架。然对之的理解,尚不能局限于字面上的含义,除了需要虑及时代的影响以外,也需要紧扣王艮学说的整体性构成,把握其叙述的脉理。本文主要考察王艮的安身说与其所述“仁”“智”二概念之关系,通过几个层面上的递进性分析,揭示出其思路的取径特征,及所寄予其中的真实要义。

朱熹礼理融合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众所周知,《大学》原为《礼记》中第四十二篇,是发挥礼义的作品。南宋时朱熹强调其作为《四书》中最基础、优先学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四书》注释的第一部,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学诠释文本———《大学章句》。自此,《大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开始打上鲜明的理学印记,成为礼、理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认为,《大学》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②。

张皇师道——明儒王艮对孟子出仕思想的阐发

泰州学派王艮(字汝止,号心斋,1483~1541)的思想留给后人的一大印象是:强调师道,高扬师道。这一思想特质与王艮对孔子形象的认识有关,而他认识孔子形象又是通过《孟子》书中所塑造的孔子。孟子认为孔子'贤于尧舜',是'圣之时者',王艮则继之而谓孔孟之学即是'出处'之学,唯有孟子洞察到孔子是不得位而能'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能为'天下万世师'的圣人。

论刘蕺山对朱子学的继承、批评与会通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蕺山学定位为阳明后学。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蕺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其实刘蕺山对朱子学理解极深,并深刻认识到朱子学的利弊两面。蕺山的慎独诚意论、格物说、敬论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也有严厉的批评:朱子认为本体自身圆满,本体上无需着力也不可着力;蕺山则认为工夫须直接在本体上做,否则将流于细枝末节。因而,蕺山发展"意"作为本体,以实现本体上的工夫,进而解决他认为朱子学"惨刻而不情"和学说支离二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