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史体制之完成——对贝尔廷与格罗伊斯关于艺术史与博物馆“终结论”命题的再考察

本文是对于这一"现代艺术史体制"在当代是否"终结"问题的讨论。笔者发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理论中最重要的话题——Arthur C.Danto的"艺术终结论"、Hans Belting的"艺术史终结论"和Douglas Crimp、Boris Groys等人关于"博物馆终结"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在瓦萨里规定的"艺术世界"三元格局内展开;而且,当代关于"当代艺术"、"后历史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新叙事,仍然没有超出瓦萨里所开创的"三个时代"的叙事格局。

总体矛盾与社会的语言学化——鲍里斯·格罗伊斯的共产主义理念

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鲍里斯·格罗伊斯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尽管他的主要贡献在于艺术理论和批评,但是格罗伊斯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才是他整个思考的根基。格罗伊斯从一开始就追求一种总体艺术,从而与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行为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分析建立在追求连贯一致和严密性的形式逻辑之上,而这种逻辑由于排除矛盾和悖论,从而只能无法用来思考总体的艺术,即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让我们真正去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格罗伊斯指出,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用语言的中介取代经济的中介,实现社会的语言学化,才能让我们可以去思考一种并非乌托邦的共产主义。

观念主义及其不满:格罗伊斯与普利戈夫论观念艺术

莫斯科观念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重读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莫斯科浪漫观念主义》和德米特里·普利戈夫的《关于观念主义我们应该知道什么》这两篇莫斯科观念主义的理论文本,可以为比格尔提出的先锋派自我体制化宿命问题求得启示。格罗伊斯试图用西方的观念主义来描述70年代莫斯科的地下艺术;普利戈夫则认为,俄罗斯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观念主义的。格罗伊斯和普利戈夫从不同角度指出:西方的观念主义以科学主义的冷静批判来重塑艺术接受的语境,但这种方法终将难逃自我体制化的命运,差异美学最终会体制化为追求差异的认同美学,而俄罗斯的观念主义则在冷静批判与乌托邦激情的摇摆中寻求走出自我体制化。

艺术体制及其批判

如何区别一件艺术作品和一件日常物品,成为当代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已经由思考"什么是艺术"转换为讨论"是什么使某物被看作是艺术",问题视域的转换就带出了"艺术体制"这一新的理论范畴。艺术体制的框架鼓励人们从围绕某一作品、使其得以生产、传播并接受为艺术的一整套关于艺术的观念、语境与一系列机构、要素和参与单位等构成的空间网络的角度,而非孤立的作品自身来思考问题。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在分析哲学的路径上,比格尔和布迪厄在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框架内,都对艺术体制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发。而当体制成为问题核心,理论上的思考与批判,很快与艺术实践上对以美术馆、博物馆为核心的体制机构进行颠覆和反思相结合,体制批判便成为当代艺术理论与行动的突出特征。

“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西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及其问题

近年来,试图对"当代艺术"进行理论建构的"当代性"一词在欧美学界争议不断,已成为一个被赋予特定内涵,且处在持续探索中的术语。虽然诸种"当代性"理论的论证模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以"当代"一词的拉丁词源"时间"为基点,展开了试图挣脱现代时间叙事的当代"时间转向"。其中尤以阿甘本、格罗伊斯、奥斯本的"当代性"理论为代表,或主张与时间断裂和脱节,或化身为时间流本身,或从诸种时间并置中提取虚拟性,构成了西语中探讨时间转向的三种典型路径。"时间转向"是理解西方语境关于"当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而对诸种尝试路径的厘清,则是理解、批评,进而超越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讨论的前提。

西方文论关键词 复制

在西方艺术和文论中,"复制"因为其过于客观和偏重技术,常常被忽视。在柏拉图那里,现实世界就是对理念世界的复制;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复制,而应主动模仿。本雅明和阿多诺对于机械复制技术的争论实际上延续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与艺术之争:本雅明看到了影像的复制具有解放性,技术将艺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而也让大众有更广泛而平等的机会去接触到艺术。阿多诺则认为,复制会让艺术品变成文化商品,会将人整合进文化工业之中。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复制成了人类行为和智能复制,复制的技术和艺术之争还在继续。

艺术空间与政治权力的绑定关系——德·昆西的博物馆论研究

昆西博物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浪潮,出场的直接因素则是拿破仑宏伟的博物馆蓝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昆西认为拿氏博物馆蓝图之名掩藏的是文化掠夺之实;其二,昆西认为拿破仑引领法国大革命者进行的博物馆空间扩张与文化掠夺行为抽离了艺术与语境的关联,使得艺术品失去了应有的历史连贯性;其三,昆西认为大革命浪潮使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艺术品强行堆积在同一个博物馆空间或藏品空间中,这种不当摆放使艺术品本身失去了应有的艺术功能。而促成昆氏博物馆论出场的根本原因是艺术与空间的适切性,具体表现为博物馆的形成经历了从古老仪式据点到宗教据点,再到政治据点的演变,而这种适切性的形成根源则是空间与权力的绑定关系,集中表现为空间与三界权威——灵界权威、神界权威和人界权威的密切关联,因为空间的形成与宗教运动、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而博物馆是最能承载这种绑定关系的视觉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