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的侗寨中发现了一本清朝同治末年汉字记侗音的古本《栽岩规例》,这本"栽岩"理词详细记录了贵州从江和广西融水一带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明清时期进行"栽岩"活动的基本情况,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唯一的侗族"栽岩"款词。由于古本是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地方话,至今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读,因此对文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文章是作者在对古本《栽岩规例》进行了全面翻译解读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古本的一个学术性解读。

“栽岩”的社会功能及其民族法文化特征

"栽岩"是比较原始的一种习惯法形式。这种民族法文化特征在黔湘桂交界的侗族、苗族、壮族、瑶族、水族社会中形成了过去盛行并延续到今的"栽岩文化圈"。从功能上分类,需要"栽岩"的情形大概有:划界类栽岩、裁判类栽岩、改革类栽岩、防御类栽岩。

贵州榕江苗族栽岩及其文化价值述略

榕江县苗族的栽岩,据初步调查,现今尚存数百通之多。栽岩分有字石刻和无字石刻,但无字石刻实际上它和刻有法律内容的石碑的作用是一样的。文章拟从“栽岩文化”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保存情况及价值等方面来进行阐述,旨在揭示“栽岩”所蕴含的法律文化信息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审判习惯在苗族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从“栽岩议事”到“府示立碑”:清代黔东南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迁

清雍正年间,随着“开辟苗疆”的实施,使得原本“不隶版图”“不奉约束”的黔东南乡村社会,逐步归入“王化”的“版图”。“新疆六厅”的设置和“编户齐民”的落实,致国家权力下渗到基层乡村。黔东南乡村社会在与国家互动与协商的过程中,治理方式由以“栽岩议事”为主的自治管理,逐步演变成了以“府示立碑”为主的国家治理,但国家治理并未完全取代自治管理,而是呈现出了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共治的局面。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深化。文中以清代古州厅为个案,探究清代黔东南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的历史过程。

“栽岩”的神圣性与社区“资源边界”的稳定——来自黄岗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侗族对特定生计资源的规序化配置,主要就是通过社区的"栽岩立法"对"资源边界"的划定取得各方的认可。这是侗族社区社会运作的文化策略。其实质在于,运用文化的方式,将社区生计资源的丰沛与匮乏,在制衡格局中得到有序的配置,集中体现了侗族的生存智慧。

“栽岩”的社会功能及其民族法文化特征

'栽岩'是将一块长形石条埋入泥土中(半截露出地面)的标志物。在黔湘桂边区各民族中凡重大事件都要通过集体讨论,进行相关'立约'活动,有时便以'栽岩'的形式加以固化,以体现其权威性;'栽岩'又是解决纠纷、裁定案件的'判例法',在一些地方作为当地社会组织的一种称谓。'栽岩'表示'规约'稳如磐石,谁也不得随意更改和推翻。它在村寨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功能。进而推之,'栽岩立约'可能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在无文字环境下最初、最原始的'立法'形式。

新奥法施工技术及其在地铁工程中的应用

新奥法作为一种目前国内隧道及地下工程普遍推广应用的工程方法,其原理与内容的合理性得到工程广泛认同。对新奥法隧道的施工原理进行分析,详细地论述新奥法隧道的开挖过程和方式,阐述其施工特点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