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边疆经略与桂州山水景观营建

隋唐以来,桂州成为中央王朝控制岭南地区的要塞。围绕桂州山水展开的景观建设,背后蕴含着王朝国家对边疆的经略和文化整合。以舍利塔、摩崖造像为主的佛教景观建设,道教洞天景观塑造以及以舜庙为代表的儒家景观营建,不但象征着儒释道等代表国家的大一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规范和渗透,更代表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治理。地方官员、僧侣、道士通过地景建构,不但将桂州山水从自然景观转化为佛教、道教、儒家等多元人文景观,而且将桂州山水景观的诗词意象由“蛮荒之地”转化为“小长安”。经过初唐至中唐时期的经营,晚唐期间桂州出现功名人士主动融入中央王朝文化叙事的现象,形成了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双向认同,完成了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唐代“桂州-广州”线诗路书写研究

“桂州-广州”线诗路的形成由来已久,可从历史传统与文学传统两个方面上溯至秦朝。至唐代,岭南本土文学处于缓慢发展期的同时,大量文人因贬谪、入幕、漫游等种种原由经“桂州—广州”一线进入岭南,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路文化。但唐代“桂—广”线上各地发展并不均衡,因而诗路发展情况具有创作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创作时间上的差异性。同时此条诗路因水上交通发达,又存有大量纪行诗与送别诗,由此形成了创作题材多江行诗,创作手法上虚实结合及创作情感多样化的诗歌特点。

桂州窑遗址出土陶塑佛教造像初步研究

桂州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及建筑材料,特别是陶塑佛教造像,包括释迦牟尼像、弟子像、武士像,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的窑址出土的最大一批佛教造像,是唐代佛教艺术的瑰宝。其中,3号窑的鼎盛当在中唐时期,释迦牟尼佛造像艺术很可能与鉴真有关,停烧当是受唐武宗灭佛事件的影响。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隋唐桂州理定县考

本文对隋唐时期桂州理定县的建置沿革进行细致考辨,认为兴安县乃隋仁寿初析始安县西南地域而置,大业二年(606)废入始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十一、二月间复置兴安县,在县境增设宣风县,贞观十二年(638)又省入兴安县;肃宗至德二年(757)更名"理定",宪宗时因不须避唐高宗讳复改为"治定",后人因唐以降避讳风尚而使"理定"广泛流传在官私史籍中,导致"治定"被湮没无闻。

唐代桂州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述

唐代桂州的创作活动主要出现于中晚唐时期,初盛唐时期可见者尚少。创作主体绝大多数出自桂管使府,其中连帅达10位,堪与幕僚平分秋色,引人注目。较大规模的宴集赋诗见诸记载的虽只有两次,然以桂府连帅、幕僚风雅之士众多的情形来推测,此类活动当不会太少。创作体裁与题材比较多样,就体裁言,有诗有文,偶尔还有志怪小说;就题材言,大量的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初步展现了桂林山水的魅力。这期间出现的本地出生的著名文士,表明唐代桂州地区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戎昱《桂州腊夜》新探

坐到三更尽，归任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这首诗我们乍读便能感受到它的新与美，但如果我们不深知戎昱的生平事迹，不仅诗中一些问题不能解答，而且联想的翅膀也无由展开。譬如戎昱的故乡就有南方、北方二说，假如戎昱写诗脑际出现的是关中，而我们想象的却是长江边上的城池，岂不可笑。

《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述

侯莫陈颖为北周和隋朝名臣,《隋书》和《北史》均有传。他于隋仁寿二年(602)出任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岭南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隋大业初应召回京,大业六年(610)复任南海太守,大业九年(613)十月卒于南海郡治,唐武德八年(625)七月迁葬于雍州咸阳县。明人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误把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抄录为“隋桂州总管陈莫颖墓志”,并误以为是广西临桂所出墓志。清嘉庆《广西通志》以讹传讹,将其列入《金石略》“待访目录”中,今予订正。

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对宋代桂林的影响--唐宋时期之“八桂”与“湘南”的变化

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以浪漫耽美的笔调极力赞美桂林,改变了历代以来的桂林地理概念和桂林风土印象,赋予了桂林新形象,对宋人及后代影响巨大。韩愈诗不仅给宋代诗词提供了“玉簪”“罗带”“簪带”“骖鸾”等新鲜辞藻,而且成为宋人吟唱桂林及山水诗文的新典故。韩愈诗用“八桂”一词指代桂林,成为“八桂”指代桂林之滥觞,并将“湘南”一词所指从原来湘江流域的南部改变为湘江流域之外的南部,即五岭、湘江源头之南,突破了其原义,赋予了新义。在宋代,韩愈诗句被广泛用于桂林堂亭楼阁的命名,其中以建造了湘南楼、八桂堂、骖鸾阁的程节贡献最大,为桂林印象提升带来了划时代影响。这些建筑使韩愈诗广为人知,同时,桂林山水之美又通过韩愈诗声名远播,而且“八桂”成为桂林乃至广西别称并沿用至今。

怀感恩之心 常为慈善之举 周桂州热心公益回馈社会

与共和国同龄的周桂州是深圳前海金盛家居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潮南区政协常委,经常在深圳和汕头之间来回跑的周桂州,步履矫健、话音洪亮,完全不像一位已近七旬的老者。他对家乡充满深情,事业有成后不忘回馈家乡,担任潮南区峡山街道桃溪社区公益理事会理事长以来,自己带头并积极发动乡贤捐款共1500多万元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担任创文义务宣传员,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赞誉。日前,周桂州被评为2018年“汕头新乡贤”。

桂州窑陶瓷器文字研究

桂州窑陶瓷器文字的成字方式可以分为刻划与戳印两类,以刻划为主。所涉及的器型有罐、碗、盘、烛台、砚台、网坠、碾轮、碾槽、陶碑、建筑构建、匣钵等。其文字内容可分为纪年、姓名、数字、经文、题记、物主、符号与综合等类型。纪年款目前所见最早的年号为宝元二年(1039年),其纪年方式分为“年号全称+年序”“年号后一字+年序”“年号前一字+年序”“年序”等类型。所见陶碑应为题记,与该窑出土的造像构成“造像+造像题记”的整体。桂州窑陶瓷器文字类型多样,佛教内容特色明显,年款文字典型性强,是研究唐宋陶瓷生产、佛教文化与陶瓷款式流变的珍贵实物。

唐代桂州地方神祠与祈雨空间研究——以李商隐诗文集为中心

文章考辨了晚唐时期李商隐诗文集所记载的桂州地方神祠,并分析了桂州祈雨空间"神圣性"的获得要素与参与人群。李商隐祈赛文所祭祀的桂州地方神祠,大都不在国家祀典之列,介于国家祀典与"淫祀"之间,却都是地方官府的祭祀对象,体现出国家在地方祠祀上的主导性,更反映了唐代岭南地方官员多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移风易俗,赋予这些地方神祠以官方色彩,一方面积极改造桂州本地巫祝传统,同时笼络桂州地方社会势力。这些地方神祠作为官府祈雨神圣性空间的形成,既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也有来自人为建构的力量。

对宋之问研究的几点质疑

一、对《新唐书·宋之问传》“穷历剡溪山”的记载及后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疑问 ,认为之问足迹尚未及到剡溪及剡中一带 ,“庶几踪谢客 ,开山游剡中”为思慕之词 ,非已然之词。二、就陶敏先生《宋之问卒于桂州考》一文的观点质疑 ,认为宋之问卒于桂州还是钦州 ,目前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他流放钦州的路线应是由湘入桂而不是由湘入粤。

浅谈王维诗的用色方法

浅谈王维诗的用色方法张岩绘画离不开色彩，画家常常运用不同色彩的相互搭配，赋予色彩以自身的思想感情，直观地再现色彩；有些诗人也往往“以画法为诗法”，采用富有色彩美的语言，间接地再现色彩。王维历来被推崇为是善写山水诗的大家，在许多山水诗中，诗人都借助了含...

桂林万寿寺舍利塔的文化价值

桂林万寿寺舍利塔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民主路万寿巷北侧的开元寺遗址内。舍利塔的原塔为七级砖塔,见《舍利函记》上刻曰:“维大唐显庆年二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于桂州城南善兴寺开发建立此妙塔七级,耸高十丈。”而现存舍利塔为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重建的喇嘛式砖塔。

桂林的旅游资源

“桂林”一名，最早见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那时，秦在广西境内设桂林郡。从秦朝到隋朝的800年间，“桂林”这个名称，一直“居无定所”，先后在贵县、象州、柳州、武宣四地流动。公元621年唐朝恢复桂州总管府，桂林被设为桂州州治，在行政上称为桂州，但在众多诗人文士笔下已称为“桂林”。此后，桂林这个古老的名称，才在今桂林永久“安家落户”，成为今桂林的专称。桂林，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千余年。

宋代桂林知州(府)选任诸问题研究

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出宋代桂林知州(府)共有134人,其中北宋63人、南宋71人,一般兼领广南西路的兵马钤辖、经略使以及安抚使。北宋时期桂州知州的籍贯以河北路为主,占17.4%;南宋时期以两浙路为主,占29.7%。知州的任职年龄主要集中在50—59岁,共有36人,占可考人数的46.7%。北宋桂州知州的平均任期是2.31年,南宋静江府知府的平均任期是2.05年,比其他地方知州(府)的任期长,但都没有达到宋代知州(府)3年一任的规定。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北宋时期以继续在地方任职为主,占知州总数的44.4%;宋室南渡后,以在朝中任高官为主,占知府总数的38.0%,从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可知南宋时期广西的地位比北宋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