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论视角下《桃花扇》英译本比较研究

基于昆曲《桃花扇》许渊冲、许明译本和石俊山译本,从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三个角度分析昆曲翻译过程中操纵理论对译者的影响,探究两个译本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结果表明:两个译本均受到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操控;在诗学观方面,许译本结构紧凑,多短句,修辞手法丰富,更好地还原了原作魅力,石译本句式零散简洁,少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便于目的语受众快速理解曲目内容;在赞助人方面,两个译本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赞助人的影响,许译本贴近出版社要求,力图传达中国文化魅力,石译本满足昆剧院要求,意在帮助观众理解剧作含义。总体上看,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许译本多用异化译法,凸显汉语特色;石译本则多用归化译法,符合目的语受众要求。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文化翻译理论视域下《桃花扇》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探析

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翻译文化经典是重要的一步。《桃花扇》是中国清代戏剧的传奇剧本,该剧本中有大量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风貌等相关的文化负载词。通过对《桃花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从文化翻译理论视角对典籍翻译进行新探索,使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民族歌剧《桃花扇》

歌剧《桃花扇》改编自清代孔尚任所著同名传奇剧本,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与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事相互交织,展现出一幅描摹明末金陵社会图景的画卷。全剧尊重原著基本情节走向的同时,通过独特的当代解读,重塑侯、李二人在乱世中的结局,创造了属于本剧自己的侯方域和李香君。

一扇桃花别样开——浅谈原创民族歌剧《桃花扇》的精彩呈现

一扇桃花艳,滴血染花瓣。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推出的原创歌剧《桃花扇》,于2023年10月24晚在紫金大戏院拉开了帷幕,剧场外,一票难求。《桃花扇》剧作问世300余年来长盛不衰,其中重大事件均属真实。各剧种和影视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艺术加工,以男女情爱写国家兴亡,但终逃不脱孔尚任原著的演绎模式。然而这台原创民族歌剧《桃花扇》却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呈现。编剧是荣获三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及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和青年编剧王静怡。

孔尚任《桃花扇》人物、本事四考

孔尚任的“舅翁”秦孟岷和秦光仪、“舅”秦生镜与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可惜他们的资料极罕见,而《秦氏家谱》与《百城烟水》中却有较丰富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同时,《桃花扇》在立意、人物塑造及情节上受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影响较大。

桃花扇底送南朝——读李孝悌《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基本信息:书名:《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作者:李孝悌ISBN:978-7-5598-5258-8装帧:精装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22年10月昆曲《桃花扇》中的名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舞榭歌台林立、珠玑罗绮盈门的陪都南京在朝代的更迭中走向末路,曾经在秦淮河畔上演才子佳人戏码的文人、名妓、公卿、乐师等,他们的惨淡结局更是唱响了一座城市的哀歌。

扬剧《桃花扇·沉江》老马夫人物分析

扬剧起源于17世纪末的康熙年间,距今已300年矣,由扬州花鼓戏、酬神香火戏和扬州清曲融合,而在民国时期形成维扬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扬剧”。扬州的花鼓戏原本是一旦(包头)一丑(小面)的对子戏,后来发展成为三旦四丑(即“三包四面”)的大场面,丑角戏份多,角色重。扬剧形成后,丑角亦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存在。《桃花扇·沉江》这折戏,孔尚任构思在扬州,写的是扬州事,用扬剧来演这出千古兴亡之事,实在是相得益彰。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为昆曲创作的,江苏省昆剧院成功上演了《1699桃花扇》、传承版《桃花扇》和折子戏《桃花扇》。

一个完美符号的生成:《桃花扇》李香君形象新论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并巧妙运用的符号。作者塑造此形象,汲取了明代传奇的诸多经验,并对原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多处改造。《桃花扇》运用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以她的天真善良为君子小人之辨代言,利用其妓女身份痛骂奸党,并赋予她“情”“欲”的象征意义。剧中张道士斩断侯李因缘,并非阻碍一般的男女情爱,寓意在于断绝士人过分膨胀的“情根欲种”。侯李当场分离与“传奇旧套”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情”“欲”与“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李香君形象进行“符号性”分析,是对之前“爱国女杰”说、“性的符号”说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吕立亭的“身份认同”说的修正和发展,并显示出人物形象研究中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

嘉庆刊本《〈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考论

嘉庆刊本《〈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体现出对传奇原作的另类接受与阐释转向,与《桃花扇传奇》原生语境形成较大差异。《详注》一则删改吴穆《桃花扇后序》,以骈序异文表现出与《后序》不同的骈文认知与戏曲接受视域;一则在《桃花扇后序》删改异文的基础上征引注释、详加按语,阐明注者对传奇创作特定取材策略及传奇人物塑造的不同评价。《〈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充分运用考据方式解戏证史,体现出清代考据学风对戏曲评注领域的渗透。《〈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生成“戏曲”“骈文”“注释”间迭层与穿层的评点关系,隐含着清代文人的文体融通实验,反映出清代学术与文学思想的双重变奏,其改注骈文的实践亦映照出清代汉学传统下文体互动与文学思想的层累复杂性。

理想与现实的相反交替——论《桃花扇》中的四季循环叙事结构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继承了元末南戏生、旦双线脉络平行并进的典型范式,在叙事艺术上史戏浑一,虚实相生,呈现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反交替的戏剧结构。根据弗莱的文学循环论,可以将《桃花扇》的叙事结构看作是一个四季循环的过程,经历了从爱情喜剧、政治传奇、社会悲剧和人生讽刺的完整递进过程,为其戏曲叙事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搬演《桃花扇》看容美土司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无锡文人顾彩受邀访问容美土司,他惊奇地发现:清廷禁演的戏曲《桃花扇》竟然在土司衙署内隐蔽演出。该事件既与容美土司热爱戏剧的传统有关,也与容美土司与主体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有关。其共同体意识蕴含了容美土司对内地经典艺术文化崇拜的表层意识、拥护大一统正统国家的深层意识、与明王朝创造辉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已灭亡的明王朝国家的怀恋。戏曲《桃花扇》的“明喻”与容美土司共同体意识的“隐喻”双向奔赴,转化为土司对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集体仪式。

《桃花扇》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分析

《桃花扇》该剧以复社士子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真实爱情故事为背景,穿插描绘南明王朝灭权的真实历史。它被认为是一部真实历史性爱情戏剧,内容丰富,韵味深远。通过侯方域李香君的这段爱情离合,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现状,可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本身是一首感慨朝代更替的救赎悲歌,本文试图爬梳侯李二人的爱情始末,寻找这出爱情悲剧的必然成因。

饱含中国戏剧传统审美意蕴的当代歌剧创作——观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歌剧《桃花扇》有感

明清传奇,在继承宋元南戏、金元杂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康熙时期,文人更加注重历史题材创作,旨在从中总结国家兴亡教训,警醒当世,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孔尚任所著《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共同被誉为清代传奇的压卷之作。

《桃花扇》时间处所类介词的分布及演变

《桃花扇》是清代前期戏剧创作中的一部“惩心济世”和“寄托遥深”的力作。它与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洪昇《长生殿》并称中国四大经典剧目。茅盾先生曾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完美结合的历史剧。可见,《桃花扇》的语言,不仅对研究明清时期介词的演变有很大意义,而且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该文以《桃花扇》中的介词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桃花扇》中的时间、地点类介词的用例、出现频次等进行统计,对其在不同时期的运用与演变作以粗略梳理,并归纳出其在时间与地点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向与特征。

离合之情血为溅 兴亡之责扇作抒——观原创歌剧《桃花扇》

近日在南京江苏紫金大剧院观看了一部原创歌剧,名日《桃花扇》,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歌剧舞剧院、江苏省交响乐团出品和创演的。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创作和作品资助项目,亦是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旅游厅的重点扶持作品。

孔尚任《桃花扇》之“桃花”意象研究

“桃花”作为关乎主题、穿针引线的中心意象,于《桃花扇》全本中共出现43次。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桃花与美人”“桃花与爱情”“桃花与入道”三个角度提炼“桃花”意象的文化内涵,此外,对孔尚任“桃花”意象运用的独特之处亦有阐述。

论《桃花扇》中的“文章梁柱”柳敬亭

“解救殷勤”是《桃花扇》中孔尚任对柳敬亭的角色定位,剧作完成后孔尚任又以云亭山人之名亲自为《桃花扇》作评,重以“文章梁柱”综合概括柳敬亭的戏剧作用。孔尚任精心设计含有历史性、抒情性的台词及充满戏剧性的行动,使柳敬亭串联《桃花扇》全剧,成为家国悲剧的局中人,又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多次明确指出柳敬亭暗含深意的特殊台词,借柳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使柳敬亭为自己代言,成为反思南明悲剧的局外人。柳敬亭艺术形象增加了剧作的历史性、抒情性、戏剧性。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