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基础——兼论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

对个人信息的认定关键是能够识别信息主体,其民法保护的基础在于确立个人信息权,以个人信息权益为客体,并在具体权利中表现出不同层面。个人信息权应定性为兼有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双重性质人格权:在人格识别意义上,精神利益具有原始性、第一性,是信息主体内在的构成部分;物质利益来源并依附于精神利益指向的主体本身,具有附属性、第二性。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框架性人格权,应对包括姓名、肖像等传统具体人格在内的个人信息进行系统设计、统一调整。

一般人格权争议问题浅析

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对一般人格权的理解也是我国最近的人格权利法中的争议问题。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隐私权司法保护的实证分析与未来发展

翟羽艳在《学术交流》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判例在隐私权保护过程中体现着重要的价值,因为隐私权作为一个框架性权利,是由法官根据事实情况逐案进行确认的。我国隐私权保护经历隐私权寄生于名誉权时代、隐私权独立保护时代和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分别保护时代,实现了从间接保护模式到直接保护模式的重大转变。未来中国隐私权司法保护将在立足传统隐私权保护的基础上对信息社会个人信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进行区别保护。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学说纷纭复杂,学者们莫衷一是。究其原因,皆因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个人信息保护理论基础的模糊。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需要辨析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弄清楚其是否为物或隐私,并解决其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之间的矛盾。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通过权利实现,然而个人信息权本质上却应是一种框架性权利。只有将个人信息权定义为一种框架性权利,方能既实现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保护,又实现财产价值的保护,从而达成个人信息保护理论的周延。

重释知识产权法定原则

知识产权法领域中是否要坚持权利法定原则,这是一个争议已久且尚无定论的话题,正反双方的焦点在于个案中法官能否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解释创设立法上未曾规定的权利。实际上,权利法定原则中的"权利"仅为绝对权,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保护的,是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并不存在权利推定,只有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的推定创设。德国民法学界"框架性权利"的理论创新,是误读权利法定原则和遗忘法益概念的结果,从法理到实践都存在明显问题,我国民事立法不应当引入诸如"一般人格权"、"正当竞争权"的理论称谓与立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