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定性能“自由裁量”吗

自由裁量是执法人员都会接触到的--个问题,现各个行业部门和省级政府都已发布有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但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对案件定性“自由裁量”的行为,下面笔者以一个案例加以分析,引起对“定性裁量”的思考和重视。

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研究——以实行行为为视角

近年,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因其轻微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定性上存在极大的争议,且主要集中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但是,轻微暴力是对他人身体实施的一般情况下不足以导致轻伤以上结果的有形物理力,实行行为作为行为构罪的第一道封锁线,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的焦点应首先在其"有形物理力"是否实行行为的判断上。实行行为以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为核心,对之应以行为时所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为基础,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以社会一般人的预测为标准进行规范判断。据此,否定行为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不存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不构成犯罪;反之,在肯定实行行为的前提下,进行结果归责及主观方面的判断,对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作出最终的定性。

审查起诉阶段:坚定专家有助于案件定性

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中,鉴定结论对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认定案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应该邀请鉴定专家参加在审查起诉环节的案件讨论,以解决案件定性中所涉及的鉴定专业性问题。

处分行为视野下盗骗交织案件定性的实证分析——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两年受理的盗窃、诈骗类案件为样本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侵财类犯罪中最为常见的两个罪名之一,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是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从而骗取财物,此罪强调被害人对财产的失控是明知的、自愿的;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是以秘密手段,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此罪强调被害人对财产的失控是不明知、不自愿的。

对“公盗公”案件定性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在侵犯财产罪的案件中,出现了“公盗公”的新问题,如小厂偷大厂,集体企业偷全民企业。对该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意见分歧:一是“公盗公”不能构成盗窃罪。其理由为:盗窃罪的主体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占为已有”之目的。而“公盗公”案件中的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所得之财物不是“占为已有”,而是用于其单位或组织的生产或为单位职工谋利,故不构成盗窃罪。

反攻倒算案件定性之我见

近些年来,不少地方陆续发生一些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镇压,没收房产和土地的地、富、反革命分子及其后代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攻倒算活动的案件。突出表现为被告人公然抢占、捣毁被人民政府没收的房产,用暴力报复、侮辱原土改镇反时的老干部,为被镇压人员树碑立传,搞祭奠活动等,气焰极为嚣张,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为保卫土改镇反的胜利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十分重视,并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但是,由于犯罪主体及侵犯对象较为特殊,且犯罪目的和手段各异,使得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难免出现定性不准的情况。为了稳、准、狠地打击进行反攻倒算活动的犯罪分子,保证刑法实施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作些探讨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再论以“赌资”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定性

案情介绍： 2007年10月7日晚，被告人陈某和被害人刘某等四人打麻将赌博，陈某输了钱，刘某则赢了钱。输钱后的陈某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同居男友被告人张某，二人商议找人帮忙，将刘某挟持，以刘打牌作假为由让其“退钱”。次日18时许，陈某和张某邀约一伙人将刘挟持上车至一偏僻的山坡上，张某等人采取殴打和“推下崖去，造成自杀现场”、“挑断脚筋”等语言及持刀相威胁，逼迫刘某当场承认打牌时有作假行为，

把准案件定性关键点——S公司冒用质量标志生产案透析

被查获的S公司产品与其产品标注的生产许可证内容不符，定性为冒用质量标志违法行为，还是无证生产行为？适用哪部法律？办案人员面临多种意见。

死因分析与现场重建在非刑事案件定性中的作用

1案例资料案例一:2004年04月01日,某县村民蒋某甲(男,27岁)与本村蒋某乙外出捉山蛙未归。两天后村民发现蒋某甲的尸体被埋在距村庄约4公里的山岗上。现场勘查后立为他杀案。与死者同去捉山蛙的同村村民蒋某乙有重大犯罪嫌疑,发现尸体后蒋某乙外逃。2006年5月蒋某乙被抓获,当月经上级部门复核案件后,定性为意外死亡而撤案。

对“税控”案件定性不同的区别对待

实践中,纳税人丢失专用设备或者擅自拆修造成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形日益增多。如何界定上述行为的性质,税企之间及税务机关内部存在较大争议。本文结合实例分析。一、案例简介案例一:2017年6月,A县国家税务局某税务分局在日常管理中,接到辖区甲超市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报税人员反映情况:因该公司报税人员的保管不善,导致税控盘(IC卡)丢失而无法开票。如何处理丢失税控盘而无法开票行为.

对一起乱收费案件定性的处罚的思考

去年5月，我们对内江市东兴区环保局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局在上年“非典”期间没有执行国家的收费减免政策。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防治“非典”期间对部分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收费的通知》，从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止，对餐饮业、旅店业、旅游业收取的排污费进行免收，而该局5-9月对上述行业并没有免收排污费，仍按全年收取，共查出违纪金额2．2万元，东兴区环保局承认接到了收费减免的文件，并进行了安排，但由于经办人员疏忽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表示愿意接受物价部门的处理。

因被害人特异体质造成死亡结果的案件定性

一、基本案情被害人陆某有酒后殴打原审被告人赵某的陋习。2008年9月18日19时许．陆某酒后再次与赵某发生争执并互相扭打，期间赵某为摆脱陆的纠缠。用陆某的皮鞋击打陆某的头部及身体部位．致陆某在脑血管硬化的基础上，头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闭合性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功能障碍。案发后，因未及时采取手术治疗救治。被害人陆某于同年9月20日死亡。

渎职案件定性与追诉时效问题探析

渎职罪往往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相联系，在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的刑事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与此相关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问题，渎职侵权检察实践中称之为前提案件或基础案件，而在解决渎职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时，也常遇到此类问题。也就是说，不能仅就渎职罪来谈渎职问题，还要考虑其他相关犯罪的有关情况和追诉时效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和应有的功能发挥。只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追诉时效制度，才能更好地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顺利开展。

对一起抢劫案的评析 兼论财产属性的转化对案件定性的影响

被告人马某．无固定职业。马某与朋友赵某、李某在一起闲聊时，谈到最近手头紧。马某提议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人员赶走后，收取费用还账。当日下午，三人携带棍棒来到某高速公路收费站。马某拿出棍棒，称刚从监狱出来。没有钱花，要“征用”收费站6小时。命令值班收费人员鲁某、宋某把发票和已收的钱款都带走，到外面的车上休息，否则，将使二人受“皮肉之苦”。赵、李将鲁、宋二人带到车上，并一起在车上等候。

“冒用客户名义”行为对盗骗交织案件定性的影响

余某等人冒用客户信息登录平台网站注册获取并兑换消费积分一案,主要涉及网络领域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问题。在这里,需明确三个具体问题,作为讨论分析该案定性的前提。一、案件定性的前提第一,保险公司的海贝积分具有财产属性,属于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财物。

论交通肇事后见死不救案件的定性问题

交通肇事后见死不救案件时有发生，对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以交通肇事罪定性。但这样定罪量刑，有悖于我国刑法关于情节加重犯的理论。将此类案件定性为交通肇事、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它忽视了肇事行为和见死不救、逃离现场行为间的客观联系。按照刑法学因果关系原理和吸收犯理论，此类案件应定间接故意杀人罪。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案件定性中的作用

案名：尹某德等5人重大责任事故案[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钮某仁,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二药公司）的采购员;犯罪嫌疑人郭某平,齐二药公司主管采购、仓储、运输的副总经理;犯罪嫌疑人朱某华，齐二药公司主管生产、质量的副总经理；犯罪嫌疑人陈某芬，齐二药公司化验室主任；犯罪嫌疑人尹某德，齐二药公司总经理。

“套路贷”案件定性评析

一、基本案情(一)2017年9月25日,犯罪嫌疑人毛某、郭某、王某、王某某、应某在某投资公司以隐瞒真相的方式欺骗前来借款人民币2万元的被害人黄某,使黄某在不知道借款合同具体内容及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签订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等明显不利于其的书面材料。在扣除“GPS安装费”“中介费”“家访费”等费用后,黄某实际收到借款本金人民币17350元.

利用工作之便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案件定性的影响

本文案例启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授权职责范围以外的行为,都不能为旨在惩戒滥施行政行为的渎职犯罪所调整。利用工作之便更不等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反之,则抹煞了受贿罪的本质,容易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导致不适当地扩大受贿罪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