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程序办案与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结构比研究

办案与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履职的两种基本形态应当并重,以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办案与监督形成的案件结构比的发展变化,反映一体履职、综合履职的实际效果。深化对案件结构比的理解运用,应从检察机关履职方式的变革出发,既要依法履行司法办案职能,又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一体履职方面,应坚持办案与监督的一体化,合理划分上下级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内部职能,实现办案与监督的连续性与协同性。综合履职方面,应耦合“四大检察”职能,避免“就案办案”,做好内部各部门通力合作的“后半篇文章”。

案件的微观结构与乡村司法之运行——基于鄂西南H法庭的个案分析

从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出发,乡村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仍以传统婚姻家庭纠纷及邻里纠纷为主。从纠纷性质来看,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多为熟人纠纷和半熟人纠纷,纯粹陌生人纠纷虽有递增趋势,然总体所占比例较小;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看,力量对比殊异者并不多见,中间阶层仍居多数,因而耍泼、抵赖、暴力要挟等"弱者的武器"在乡村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在结构性束缚下,乡村司法实际为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所主导,并形成司法方式上的"调解本位"及过程上依赖于"摆过程、讲道理"的特点,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地方性司法特征。

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案件结构理论

案件结构理论是对案件、案件结构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进行解析并用于指导侦查实践的知识体系。通过对"案件""案件事实"等概念的辨析,可以发现案件结构存在动态性、开放性及与侦查行为共生性等特征,可据此构建案件结构要素体系。侦查学尚未就基础理论体系达成共识,此前也未认真讨论过案件结构理论的定位。案件结构理论是侦查方法形成和创新的源泉,它以侦查学的逻辑起点为研究对象,是许多关联理论应用于侦查学的连接点,其贯穿于个案侦查全过程,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基础理论设定,应当视为重要的侦查学基础理论。

试论案件的社会结构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司法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地处理案件。在现实社会中,原告或受害人及其支持者、第三方(法官、检察官、警察等)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必然存在差异性。由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会对司法主体的行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如何规制和约束这种差异性,保证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公正处理,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虑:第一,改变案件的社会结构,消除案件内部及案件与案件之间众多的社会差异,促使原告(或受害人)与被告的主体地位平等化。第二,减少进入法律处理过程中反映原告或者受害人、被告及其支持者的社会结构特征的社会信息量,弱化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异对案件处理的影响,确保公正司法。第三,加强司法人员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减轻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压力,强化司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案件社会结构视域下认罪认罚案件研究

案件社会结构理论能够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进行解释。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会符号以及双方之间关系距离的远近、辩护律师是否参与其中及其自身具备的特征、处理案件的主体等因素共同塑造着认罪认罚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的社会结构通过不同场域共同作用于司法场域这一核心,对法律的选择适用和运作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类非法律因素以隐性的方式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作用。

刑事案件结构视阈下的类案裁判研究——以指导性案例4号、12号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实施案例指导制度以来,“同案同判”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立足于案例指导制度设定的“同案同判”这一裁判价值目标,结合刑事案件结构理论,对类案裁判理念进行解析,可以明确类案的判断标准除了涉及案件法律结构的形式判断,还涉及案件社会结构的实质判断;“类案类判”“类案异判”在刑事案件结构理论之下均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有存在的必然性。只有在案件结构理论基础上对案例指导制度加以完善,注重案件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

法官群体角色与个体扮演:以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切入

本文以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切入,从地方政府对案件的干预入手,考察了基层法院在地方党政权力中的边缘化地位以及基层法官们的行动策略。从文中的案例看,我国司法环境的特殊性,使法官群体互动本质上成为建立和谐气氛、高度团结和一把手领导主导的合众为一的过程。

刑事错案社会结构问题初探——以侦查为中心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可发现错案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律师呈现整体无用与偶然奏效的局面;四是错案中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且其多数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而让错案受害人无力抗争。为避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推动错案的生成,应借鉴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主体改造与客观建设同步进行,以减少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三个结构比”视域下以高质量案件管理促高质效办案

“三个结构比”即“四大检察”的履职结构比,依程序办案与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结构比,依程序移送、依申请受案与主动发现的案源结构比。“三个结构比”是对传统案件管理的变革和创新,既能客观反映“四大检察”的发展趋势,也能对某一条线某一类型案件进行单一评价,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论贪污罪、受贿罪中的“情节”——以高官贪腐案中裁判考量因素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因素从数额为主、情节作为加重量刑要素改为数额与情节并列作为定罪量刑要素。在此新的立法模式下,数额要素将发挥怎样不同的影响、哪些情节需要在司法裁判中予以重点关注,是亟需研究的问题。此次我国刑法修改之前的数额与情节的实证样态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参考范本,其中高官贪腐案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型,集中表征了数额与情节的运作态势,可以作为研究这个范本的样本。在贪污罪和贿赂罪中,案件的法律结构必然是定罪量刑的主要基准,但案件的社会结构也会对裁判产生重大影响且对量刑影响尤甚。是否存在其他违法犯罪、被请托行为的性质、对公民和国家的损害程度、退赃、悔罪表现等情节可予以重点关注。

论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

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该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定罪量刑的过程及其表现出的样式就是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并基本被实证研究所证实。由于同性质的具体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同或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法官受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由此而生。实现公正定罪量刑的关键在于避免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观察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呈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全面推开后的实践全景,提供了难得的实践观察视角。对于检察公益诉讼有两方面误解:一是仅以起诉案件数评价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成效;二是因诉前程序占比巨大,质疑诉讼的正当性。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是对检察公益诉讼两阶化构造的原理不理解。检察机关与其他适格主体的诉权基础不同,检察公益诉讼法律关系始于立案环节,而不是诉讼系属于法院之后。因此,需完善诉前程序的诉讼化特征,明确程序效力。在办案数量迅猛增长的背景下,应关注检察权启动的正当性。同时,要通过完善规范,调整已经出现的案件结构异化,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

案件的微观结构与乡村司法之运行——基于鄂西南H法庭的个案分析

从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出发,乡村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仍以传统婚姻家庭纠纷及邻里纠纷为主。当然,伴随乡村社会整个宏观背景的变迁,山林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普通合同纠纷及交通肇事侵权纠纷等亦随之增多,并且所有纠纷或多或少均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微观结构特征。从纠纷性质来看,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多为熟人纠纷和半熟人纠纷,纯粹陌生人纠纷虽有递增趋势,然而总体所占比例较小;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看,力量对比殊异者并不多见,中间阶层仍居多数,因而耍泼、抵赖、暴力要挟等'弱者的武器'在乡村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在结构性束缚下,乡村司法实际为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所主导,并形成司法方式上的'调解本位'及过程上依赖于'摆过程、讲道理'的特点,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地方性司法特征。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侦查情势构造分析

任何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的侦查情势中,情势的易变性决定了侦查活动的复杂性。为了深刻把握侦查情势的运行规律,我们通过勾画侦查情势构造图的形式,运用静态分析的方式,从侦查中主体、客体与环境的关系入手,以案件结构要素与侦查基本程式的关联性为目标,力图准确地剖析侦查情势构造,进而对侦查情势进行科学解读。

人工智能在刑事裁判领域应用限度研究

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人工智能已逐步介入刑事司法裁判领域。然而,刑事司法裁判运作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正视人工智能在刑事裁判领域的局限性,警惕刑事司法裁判过程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从刑事司法裁判运作机制的角度出发,检视司法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与运作机理,揭示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裁判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还原现阶段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的真实面相,对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进行路径优化,避免刑事司法裁判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迷失前行的方向。

直面司法中的“歧视”——读《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在该书中布莱克教授通过将社会学知识引入法律领域，从探讨案件的社会结构入手，分析得出案件的社会结构特征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各种法律行为。进而提出三点法律改革方案，通过最终的非法律化消除社会歧视、实现社会公正。其将社会因素引入法律实践领域进行分析思考的探索值得我们尊敬，更促进我们深思和反省，敢于直面司法中的“歧视”。

浅议当前我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实施中的问题及建议

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WTO"关税减让"和"减少数量限制"的原则,我国关税总水平将进一步降低.同时我国国际贸易也在近年来有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世界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非法货物的国际贸易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据估计每年全世界假冒货物产值占世界贸易额的5%,约达1000亿-1200亿美元.为了继续发挥海关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海关监管的重点也逐步向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监管领域拓展和转移,同时也建立了我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制度.本文将对我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现状及其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智慧审判如何消减差别待遇

在现实生活中,理论中的法律和实施中的法律之间存在差异,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对相同的问题、相同证据支撑的案件,常常做出不同的判决。根据布莱克案件社会学理论——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社会特征,随着案件的深入社会化特征越多,案件的处理结果则越无法预测,故产生差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互联网+审判”的新兴审判模式,特别是互联网法院建设实现了案件审理全程在线。智慧审判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因素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减少法律歧视,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

科学运用“三个结构比”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断深化对“三个结构比”的理解、认识、运用。“三个结构比”即“四大检察”的履职结构比,依程序办案与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结构比,依程序移送、依申请受案与主动发现的案源结构比,充分体现了全局视野、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对于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三个结构比”的现实依据人手,梳理分析其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结合地方检察工作实际,提出以“三个结构比”引领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