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请示制度之废除及其功能替代——以中级法院的运作为出发点

案件请示制度作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惯例,由于违背司法的本质和规律,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众多批判。立足于中院近年来请示案件的运作,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这一制度在因过多的消极功能违背司法规律应予废除的同时,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替代其承载的积极功能——主要是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而通过审级制度改革和建立中国式判例制度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法院案件请示制度的弊端以及改革

我国长期以来在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存在着案件请示制度的习惯工作方式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诉讼规律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抛弃这一不合理的习惯工作方式 ,是实现司法独立、诉讼公正。

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审级保障——以案件请示制度为切入点

在应然层面,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业务"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上下级法院在诉讼程序内构成独立的审级关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但在现实层面,由于中国司法面临诸多压力,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在消解了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的独立审级保障,侵蚀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欲根除案件请示制度,必须先循序渐进地铲除其生存土壤:这需要活用管辖权移送制度对案件请示进行诉讼化改造,需要从重视法官职业特性和尊重司法活动规律出发、优化案件质量考核制度,需要去除司法行政化。中国法官只有在此制度空间里,才能只服从事实心证和法律见解,按专业逻辑而非政治逻辑办案,案件请示制度才能失去存在空间。

关于案件请示制度的若干思考

案件请示制度在我国法院系统内部沿袭已久,本文在对这一制度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案件请示制度广泛存在的原因,并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案件请示制度应逐步予以取消,并从提高司法的独立程度、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有限度地引入判例等3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论我国案件请示制度的存与废

在我国,案件请示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基础。案件请示制度成为法院系统内部的一种工作惯例,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权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案件请示制度的弊端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对其进行改革也势在必行。对现行案件请示制度予以功能替代或严格适用,或可最大限度地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我国法院案件请示制度改革之反思与重构——以案件请示诉讼化改造为视角

我国现行案件请示制度存在影响审级独立、破坏直接审理原则、侵害当事人诉权等诸多弊端,越来越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诟病。文章中拟就当前我国法院案件请示制度及其诉讼化改造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

关于法院案件请示的若干思考

当前法院系统普遍存在案件请示的作法。虽然早就有人对这种作法提出批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案件请示仍延续至今。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反思案件请示的有关问题,为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是有一定意义的。笔者对此略陈管见。

浅议案件请示制度——以刑事案件请示为样本

刑事案件请示制度存在于上下级法院之间,当下级法院对自己审理的案件存在定罪量刑等方面疑问时,通过一定程序和书面材料向上级法院咨询意见。上级法院通过一定的机制对请示的案件给出书面的"回函"。案件请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利弊共存,理论界也存在很多的存废之争。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的特点和法官的专业素质,案件请示制度无法在短时间内废除。规范该制度,使其促进司法的公正是目前选择的应然之路。

刍议案件请示制度

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废之争历来已久。废除论者认为,案件请示制度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上诉权,而且不利于发挥法官的独立意识、损害审判效率,甚至会侵犯下级法院的审判独立和直接审理,应将其纳入诉讼的轨道,以便取消案件请示的做法。但案件请示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土壤中有供其生长的营养元素,并且案件请示制度也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司法实践中应当进一步规范案件请示制度,为我国的司法事业服务,而不是一味为了迎合"司法现代化"而"杀之为快"。

刍议案件请示制度之规范

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废,曾经是本世纪初期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司法理论界的主流意见是倾向于取消。但在审判实践中,案件请示制依然存在。其实,在评论一种制度是否合理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该制度是否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否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其弊端仍在,但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如何扬长避短,文章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目的在于为规范案件请示制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运行提出可操作性建议和对策。

案件请示制度合理的一面——从最高人民法院角度展开的思考

现有对案件请示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评价,主要是以法治原则为判断标准,围绕上下级法院关系来展开,但缺少较为细致的经验讨论。实际上,案件请示不仅包括自下而上的请示方式,还包括自上而下的调阅方式。不同类型的案件请示效果也有很大不同。案件请示制度反映出复杂的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法院内部和外部权力关系。要深刻理解这一制度,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社会背景和政法体制之中加以改良。

为中国“案件请示”把脉

上下级法院的内部请示、沟通,当事人没有能够充分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来,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没有机会影响法院的判决,完全被排除在司法决策之外,其结果会导致当事人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失望,从而选择上访、信访等非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最终将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腐败犯罪调查中的案件请示制度

《监察法》首次将腐败犯罪调查中的案件请示制度从工作纪律转化为法律规范。世界各国在腐败犯罪调查中形成了局部请示、裁量请示与强制请示三种制度模式。案件请示制度在我国最初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局部请示模式,随后由检察机关建立了制衡性请示制度,监察体制改革将案件请示提升为基本调查原则。案件请示制度的正当性标准包括比例合理、程序正当与基本公正。监察调查案件请示制度在结构、功能与效果层面进行了优化,具有制度合法性;可从完善初核立案衔接的救济程序、上级监委与下级党委有效衔接以及请示后审批的标准体系补强合法性基础。

法院案件请示制度的法律经济学维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遇到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时,习惯于向上级法院请示,以获得上级法院有关此案的处理态度。虽然案件请示制度饱受诟病,但是仍然在法院内存在。法律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该制度在法院系统内长期存续的原因。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认为上下级法院在案件请示制度下存在既得利益者,如果要废除该项制度,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

司法面对新型疑难案件的运行逻辑——兼论案例指导制度推行

在司法运行中,我国推出的案件请示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所涉及的案例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为了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法官既要追求判决合法性的最大化,也要限定自由裁量度的任意性,于是会在"创新激励"和"风险规避"之中进行规则性抑或政策性选择。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 ,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 ,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 ,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十八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上改革日程。

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清末变法改制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主管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法律疑问的问答式法律解释制度。此种制度具有解释权力集中而解释主体多元、行政指示色彩浓厚、倾向于立法以及实用主义等特征,适应了当时法制变革的需要,有其独特性及现实合理性,但也存在以解释代行立法、指挥行政及审判活动、解释前后不一等种种问题。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承上启下,既带有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影子,又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是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法官责任制如何有效落实?

在落实法官责任制的有关规定时,应当首先确立法官办案的主体地位,并赋予其独立办案的权力(权利);其次,应当给予法官比较优厚的薪酬待遇;最后,对违法审判的法官进行责任追究,应当做到程序正当、公开透明。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蝶变——以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为中心

当前,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效果未达预期,其积极作用未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法官对刑事指导案例的认知程度及参照刑事指导案例判决的比例都很低,但法官们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期许却很高。究其原因,既有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自身的原因,没有赋予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上的约束力,案例数量少,选定标准不精;也有法官自身、司法整体环境的原因。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其必要前提是提升刑事指导案例的约束力,根本上是要强化裁判文书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