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案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的案例包括一般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一般案例不具有法源的法理地位,参考案例和典型案例具有准法源的法理地位,指导性案例具有理论上相对完整的法源地位。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案例制度具有完善法律依据、规范法律运行程序、提高法律运行效率、满足社会公众预期等价值。但是,传统的制定法思维贬抑了案例的法律效力,法适用的三段论模式很难安放案例的正确位置,论证的负担加重了案例援引的制度障碍,司法改革的案件追责制也加重了案例适用的成本。为此,应明确案例的制度价值、案例适用的佐证价值和大前提加重功能,建立针对指导性案例的典型案例激励制度,将指导性案例与具体案例的问责脱钩,健全针对案例适用的继续教育制度体系。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价值定位、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促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执纪执法的重要制度创新。该项制度具有弥补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推动执纪执法活动的精准化与规范化、促进纪检监察规范体系的宣传普及等重要价值。作为一项崭新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成果,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内含着对中国古代判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逻辑、拓展了监察法治实现路径的现实逻辑、制度性权威与智识性权威的双重作用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制度运行现状来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面临着法治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运作机制不完善的困境,需要在宏观上明确其法治化路径,在微观上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效力、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参照适用的具体方法进行优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破茧成蝶: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检视与突破--以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运行样态为视角

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具有保障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司法裁判统一、提高司法审判质量、推动法律制度完善的应然价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存在数量偏少、质量有待提高、参照援引频次低、指导功能有限、援引效果不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案例效力不明致使拘束力不强,指导案例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统一裁判需求,法官指导案例援引技能不高难以满足援引要求。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应然价值,应当推进知产庭审实质化,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化;拓宽案例编选方式,提高案例数量质量;明确类似案件判断标准,提高法官案例援引技能;明确指导案例"准法源"地位,完善效力保障制度。

民事审判指导案例制度之个人设计

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近期改革措施之一,因为在审判案例指导制度中民事指导案例占主要成分,但是,现在有关民事审判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和论述甚少,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如何规范、如何使之成为司法工作者办案的指导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与中国法文化的契合性——兼论案例指导制度与中外判例的比较

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与中国法文化之契合性可以分别从以例辅律之传统、比附类推之方法、人为称首之取向、案例中国特色等四个层面予以阐释。在本体论上,基于以例辅律之传统例律关系,成文法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案例则只能处于补充地位,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案例制度之定位始终是成文法律的辅助和补充;在方法论上,基于比附类推之传统司法技术,案例原则上不能直接用作裁判的依据,只能以比附类推的方式,用于裁判之说理;在价值论上,基于人为称首之传统司法哲学,案例制度之核心价值在于司法为民;在比较论上,案例指导制度适应我国政治制度、彰显时代特色,维护法治统一、遏制司法腐败。

构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当事人意义

我国学者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都已经从是否要构建,发展到怎么构建的研究中。其研究重点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以推进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研究如何构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中,司法诉讼的主要主体——当事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围绕司法诉讼的这一主体,分析在我国构建指导性案例制度对当事人的意义,其研究进程则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冗余与亏空——兼驳“同案同判”与“裁判可接受性”

"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制度与法理层面是冗余的。在制度的"指导性"分析上其无法回应作为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理论的挑战,在法理及案件裁判效果上亦无法摆脱作为"裁判可接受性"的理论硬伤。法条主义的延续与"解释学循环"则在制度的"方法一阐释学"意义上重创了作为立法/司法哲学的指导性案例理论的展开。另外,法治体系理论无法容忍案例指导制度实施后的规范繁杂、琐碎与"非融贯性"。在法理论意义上,指导性案例制度是冗余进而亏空的。

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至今,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已有十二年,涉及了大多部门法。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旨在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指导性案例制度仍旧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不断的完善。

指导性案例制度建立意义及对我国法律适用的影响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以先前的判决案例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我国对于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认定从案例请示批复制度一直到有关具体相关政策的出台,无不证明了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合法参考地位。通过对该制度的原则,以及其作为同类案件参考、具体内容性质定义参考以及审判要旨和违法参考的适用实例进行详细分析,由此探讨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对我国法律适用的影响。

我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

我国历史上存在过对案例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形式较不固定功能单一仅限于司法工作方法。在当前司法改革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开展的案例指导制度则是彰显司法理性体现中国特色的案例制度。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的机制完善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法教义学的理论供给缺位、司法解释的抽象性、新兴的疑难案件和传统的边缘案件都可能给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阻碍,而案例指导制度对这些阻碍因素均有化解作用。指导性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所建议的处理方案的优越性,不应赋予其强制效力。为实现该制度的应然的功能定位,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翔实的说理。此外,还应当以“统一法律适用”为准绳,优化当前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和完善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是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的行政自我约束手段。在功能上,具有统一执法标准、落实普法责任制、提升守法意识和能力等多元价值。考察我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实践现状,尚存在规制效果不足、指导作用不强、检索不便和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关注反面案例、加强案例说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数据库、开展案例研讨和评选等方面着力,保障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运行。

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的实证研究

自2010年确立迄今已十多年的案例指导制度在裁判文书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呈现出数量非稳定性缓慢增长、类型与渠道更趋多元化的发布特征,案例参照率增长但文书引用率不足的应用特征,攻击性用法多于防御性但有时错用作证据的当事人行为特征,主动援引比率不高、回应争议焦点不多的法院行为特征为弥合实证研究反映的实际与预想的差距。

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状、定位与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工作虽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存在形式缺乏规范、规模总量偏小等问题,其根本性原因乃在于体系性的定位偏差。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定位为具有内在规范约束力的独立、权威、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据此,应当建构体系完整、动态发展的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坚持以罪刑法定与公平正义为基本指导原则,从发布、适用、更新三个维度展开结构性的制度建构。

我国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成为各级法院进行行政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其解决行政诉讼活动中疑难问题的作用也日渐显现。然而对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已经跟不上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脚步,尤其是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案例的效力、创制和编纂等关键问题亟须进行明确的定性。以历史研究的视角回溯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当前该制度存在的典型问题,此项制度在基础理论、创制格局和法律效力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改革空间,我国行政案例指导制度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

多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能否建立“判例制度”,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深入,让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更要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这就是组发本期特别策划“建立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初衷所在。 原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资深法官周道鸾先生对中国的案例制度,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案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梳理,作者查阅并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文中的很多内容是作者亲眼见证和经历的,可以说《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案例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蒋惠岭法官多年来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并有很多相关的论文不断见诸报刊。这次,《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把视角定位在对建立“中国案例指导制度”几个非常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可以说把对此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新的层次和方向。他所释放的信息是:对问题的研究应该是深层次的,而不要总停留在问题表面。先从事审判工作后又潜心编辑案例选多年的杨洪逵研究员,在《案例指导:从功利走向成熟》中对中国目前的案例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地:用案例指导审判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方法,中国确立案例指导制度要经过相?

以基层经验为基础的集中决断模式——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本土化趋向

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采取演绎式结构而非归纳式结构,导致其缺乏英美法系判例中"关键事实的区别"机制,地方法院无法从案例中获得立法权限,因此从本质上区别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而从其形成目的来看,指导性案例之设立乃是为了调动基层司法主动性、实现基层司法经验的制度化和加强对于具有社会影响力案件的监测,并且以此建立以基层经验为基础的集中决断模式,因此其自下而上的生成方式区别于司法解释的自上而下的生成方式。虽然指导性案例制度存在诸如最高院与最高检分别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可能存在权属冲突、地方性司法经验推广的可能性以及指导性案例制度演化等问题,但是其建立表明了我国更加贴近本土实际,从盲目追随西方法治标准开始转向了更为实用的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本土标准。

典型案例的功能定位与作用检视

在案例法治推进进程中,典型案例以其“法治宣传为主、司法指导为辅”的优势成为执法与司法机关日益青睐的职能载体之一。目前典型案例呈现出三重作用屏障:案例遴选的代表性不足,典型意义不实;体例缺乏统一性且内容编写粗糙,案例质量参差不齐;普法路径未能充分贴近民情且司法适用存在效力阻碍,适用渠道不畅。因此,需要在遴选上筑牢案例的代表性,在编写上着重从体例和纂写技术方面保障其高质量,在适用上要重点围绕普法功能加强纵深发展与横向辐射,同时赋予典型案例一定的司法适用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