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记录人作为伪证罪主体合理性之辩护——兼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进行检视

记录人属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司法工作人员。记录行为的职务性质并不能成为否定记录人是伪证罪主体的根据。无论是从记录人与鉴定人、翻译人的类比论证来看,还是从我国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司法运作模式需要来看,记录人都应当成为伪证罪主体。只要我国刑事司法运作模式不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革,记录人作为伪证罪主体就具有现实合理性。

刑事案卷移送制度的思与辨——立足于本土化的渐进之路

历经多次改革,刑事案卷全案移送制度再度回归,这表明我国刑事案卷移送制度改革之路欲达千里却又回环曲折。虽然刑事案卷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裁判小帮手”,但案卷移送的异化滋生了“案卷中心主义”,后者成为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最大绊脚石。但法官庭前接触证据并不必然导致预断抑或错判,案卷移送制度服务于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在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应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价值,是故案卷移送制度宜修不宜废。鉴于刑事案卷对案件裁判不可或缺,但又碍于案卷中心主义,案卷移送制度应立足于本土所需,进行渐进式改革。其路径是去除案卷笔录中心化,巩固庭审中心化地位,以体现案卷笔录对庭审实质化的辅助性和服务性,以实现案卷移送制度从“异化”到“正常化”的浴火重生。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以法律语言功能为视角的省察

法律语言是人类社会众多语言中的一种,运用法律语言是为了建立法律权威,实现法治,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就刑事诉讼范围内法律语言的运用来说,兼有静态上的言词原则和动态上的法律解释两个方面。司法公正是司法自身追求的理想价值,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从而实现法治国家的需要。司法公正的实现有多种进路可以选择,以法律语言为视角进行省察,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论述如何运用法律语言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应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刑事庭审虚化的若干成因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庭审为中心,这不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更是遵循司法运行之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然而,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庭审却常常被置于一种被"虚化"的境遇,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导致刑事庭审虚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司法体制原因,又有微观的制度运行等原因。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诉讼结构上的侦查中心主义;庭审内容上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司法运作上的行政化模式;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庭下、庭外活动的常态化。

庭审实质化与禁止朗读规则的构建

我国的庭审虚化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加强庭审实质化应着重对案卷笔录使用进行规制。在规制案卷笔录使用上,存在着直接审理主义和传闻证据两种模式,根据司法裁决体制与现实情况,我国宜采用直接审理主义模式。据此,应构建禁止朗读规则,明确禁止朗读的一般原则及例外情形,并调整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被害人出庭制度。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存在问题的反思

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因此为侦查人员所重视。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围绕口供证据获取的诸多陋习,包括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伴随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完成,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的排除障碍。

影响庭审实质化的因素及改良意见探究

庭审实质化是中国开展“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为了推进改革,有必要探究影响改革实效的重要因素并“对症下药”。从庭审内部层面看,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缺陷导致实现庭审实质化面临现实困境;从庭审外部层面看,“侦查中心主义”理念根深蒂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改革意见仅仅是对以往问题的重申和细化法律制度规范,并没有给出具体创建意见,尤其是未彻底打破“侦查中心主义”这一严重影响庭审实效的问题,改革成果与实现“庭审实质化”目标相差甚远。鉴于此,笔者聚焦目前庭审实质化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剖析改革困境的背后成因,重塑以抗辩制为内核的事实发现机制。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问题反思

被告人供述具有直接证据的属性,因其能为案件侦破提供丰富的证据线索而倍受侦查人员的重视。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是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中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排除上的障碍。

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及改革走向探讨

在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是我国一场以解决"审判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目标的重大司法改革运动。庭审形式化是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主要阻碍,造成这一现象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庭审内部层面,刑事诉讼的系统性制度缺陷构成"庭审实质化"的巨大阻碍,法官预判、线性诉讼结构和控辩双方力量失衡等三个方面导致了"庭审形式化";而在庭审的外部层面,"侦查中心主义"下公检对法院施加压力并且其引导社会舆论等加剧了"形式化审判"。现行的改革意见对传统制度理念的重申有余、创建不足,特别是没有突破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制度困境,仅停留于具体制度细节的小修小补,难以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特别是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进而关系到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漏洞;法律法规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详细;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证人保护制度相对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人出庭实效观测——以Z省法院为样本

证人证言对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规范和调整。通过对该法颁布一年半以来Z省法院司法实践中证人实际出庭的56起刑事案件的实证调研来观测证人出庭实效,发现其中既有案件类型较为丰富且相对集中、辩方提出出庭申请与辩方证人出庭数量均占多数等特点,也存在出庭证人对关键事实的证明质量不够理想、证人翻证等改变证言现象时有发生以及法官对口头证言的采信情况不佳等实践难题。司法系统对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遵循极大地制约了证人出庭实效发挥,应采取完善法律规范、构建制度依托、改革评价机制、充沛司法资源等措施促使证人出庭制度的改革,促进证人出庭实效的司法实现。

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前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意味着1996年完成的旨在限制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改革努力宣告失败,也标志着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又回到了1979年的状态。在这种改革、规避改革和废止改革的表象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法院通过阅卷来形成裁判结论的司法文化。造成这一文化形成的原因,除了有法官存在依据职权主导证据调查的传统、法官无法通过庭审来组织实质的事实审查以外,还有法院在庭外形成裁判结论、上级法院通过阅卷进行事实复审这些较深层次的因素。从1979年到2012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不彻底破除案卷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不将公诉方的案卷笔录阻挡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死刑复核法院乃至再审法院的大门之外,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也就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论案卷笔录证明力判断的限定性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核心要素,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使得我国刑事庭审的功能被虚化。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模式下,案卷笔录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滥用,对于公诉方移送和当庭宣读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不会质疑甚至还会优先予以接受,并以此作为裁判审理的依据。案卷笔录的滥用导致法庭调查、法庭质证等程序流于形式,为了恢复法庭审理的司法公正,有必要对案卷笔录的证明力予以限定。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对侦查的冲击与影响研究

我国的缺席审判程序实质为缺席诉讼程序。从宏观上看,侦查中心主义被进一步强化,案卷中心主义出现极端化趋势,绝对化的案人分离侦查模式改变传统侦查方向。从微观上看,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成为侦查重点难点,破案与侦查终结条件固化,追逃工作从审前向审后过渡、'限期破案'成为可能,部分缺席审判案件对侦查绩效考核形成双面冲击。应注意缺席审判程序中侦查工作的'走过场'和'形式主义',警惕缺席审判程序演变为部分疑难积案、悬案的'泄洪口'。

刑事判决说理的困境、原因及出路研究

刑事判决说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是因为我国诉讼档案的格式化规训、以案卷为中心的诉讼方式导致了刑事裁判理由内容虚化,同时诉讼档案副卷保密制度使公众无法得知判决形成的真正原因,这使得判决说理无法实现'保障、说明、审查'功能而陷入困境。而替代性措施如'法官后语'、'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以及在判决理由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等说理方式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仅依靠法官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改革刑事裁判文书样式,以案卷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彻底转变为以审判为中心,判决说理的实质公开,提升法律方法和技术的适用,判决说理的目标作用才可能真正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存在三大障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进入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视野和司法领域已有三年之余.但回首该证据规则的适用现状,却与立法初衷的理想预设有着较大落差,甚至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出现"不会排、不敢排、不能排、排不动"的困境.其原因有规则自身操作性不强的规范障碍,也有传统司法观念的潜在影响,更有司法实务中实践障碍的惯性冲击,这些均制约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

刑事错案的防范思考——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

刑事错案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问题的突出反映,防止错案既是对当事人基本人权的维护,也是对司法不规范行为的正本清源。笔者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指出刑事证据规则的不完善、"案卷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造成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要完善并准确运用证据规则,探索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为证据规则的适用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