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桐城古文派中的衡水人

桐城古文派自兴起以来,其师徒的传授始终以江南人为主。但自从张裕钊、吴汝纶北来直隶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两人的弟子绝大部分为直隶人,而在直隶人中又以衡水人居多,其中更有贺涛等这样的晚期桐城古文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晚期桐城古文的中心在直隶,而这一结果的取得,衡水人功不可没。

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看桐城古文派的理论得失

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理论,着重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引导人们摹仿古文,但创新精神不足,此乃桐城之弊。至其末流之人为文,因袭矫揉,空疏无物之弊愈现,而桐城文之浅弱不振,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越来越成为讥弹的对象。

吴汝纶的文道观念与桐城古文的现代转型

吴汝纶探求历代古文家重视的文道观念,发挥古文的“经世”之用,提出“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两个观点。一方面强调古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在传载和表现某一思想观念方面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发掘古文对于社会现实的作用,尤其是其在新学传播、教育改革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为基础,他综合了桐城派经典的古文理论和独特的文章特色,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规范古文,使得桐城古文在晚清新事物不断涌现的社会环境下能够适应晚清近代的文体革新,推动了桐城古文的现代转型。

广西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创作

桐城派在广西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实际上,桐城派与广西的最早接触,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他就是雍乾时期广西武宣人陈仁。陈仁从游方苞十年,受方苞古文思想影响,形成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和论文以辨体为先的思想。其古文以文气雄伟著称。陈仁虽未能掀起广西学习桐城古文的风气,但他在学习和实践的同时,结合清初以来广西古文创作经世实用的文风,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为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尝试。

桐城古文派

桐城古文派是清代文坛上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均为安徽桐城人，故名。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桐城传统与严复、林纾的文雅译风

严复和林纾是晚清翻译西学的两大代表人物,严复以译述西方社会科学著称,林纾则因域外文学转译名世,二人国学根基深厚,古文功底扎实,译述文彩斐然,经典耐读。就翻译文本风格而言,二人均受到桐城派的直接影响,他们援用桐城古文来翻译西文书籍,推崇义法,讲求理路,行文雅致,取得了较高的翻译成就,译文风靡一时,在近代翻译史上影响深远。

守与变：桐城大师吴汝纶的文学传承与超越

作为晚清桐城派的最后一位文学传人,吴汝纶处于民族危亡、新旧交替的多变之秋,西学入侵、新文化破旧立新局势来势汹汹,中西及新旧文化的交流碰撞无一不打击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面对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吴汝纶始终竭力坚守桐城文化,提倡桐城派文向气清、体洁、雅正为之义法的复归,并对义理、考据、辞章有意识地批判,离异了原先义理、考据、辞章相辅相成的文法,突出行文以辞章为主,强调古文的艺术性;面对西学,吴汝纶主张输入西学,以此达到古文载西学、重建桐城文化的文学理想。

阮元文笔说的发轫与用意

嘉道时期,阮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辨文笔,定唐宋古文为笔,非继承孔圣文统之"文",以此奠立文选正统,排斥桐城古文,又通过策问学海堂弟子扩张推广其文笔观。论者多视此事为单纯的文体之争,或是汉宋之争漫入文学领域的反应,离阮元本意较远。阮元厘正文笔,旨在树立文选正统,有维护家族荣誉与自身学统之意,更有隐刺方苞所定四书文程式的内涵。此举与其偏重科考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四书文以引导经解之学密切配合。

略论吴汝纶晚年中西文化观

在近代,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感情、经历与学识等交互碰撞,学人的中西文化观也处于不断的斗争和矛盾之中。吴汝纶的中西文化观亦是如此。纵向的叙述似乎比横向的判断更能说明问题,因此,纵向剖析戊戌维新运动后,晚年吴汝纶中西文化观的变化可丰富对其的认识。

近代文化名人贺涛

作为近代的文化名人,贺涛更多地接受了传统教育,特别是师承于吴汝纶、张裕钊,他的桐城古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以此为教学内容,使桐城古文在直隶得到了广泛传播。贺涛虽然是一位旧式文人,但也能接受一些新观念,从而增加了近代直隶地方文化的内容,也延续了传统文化。

桐城派的遗珠

在人教版历史书上一笔带过的"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曾经在历史上占据中国文坛之宗的地位长达200多年之久。桐城一度被称为"文都",甚至有"天下文章出桐城"的说法。当然,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煊赫一时的桐城派也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以至于因为不是考试重点,现在多数人连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都不知道。

超汉越宋 别树一宗——清代古文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作者在系统梳理清人别集和总集的基础上,立足于文本分析,从“特色和成因探赜”、“义法平议”、“集大成之管窥”三个视角,对清代古文独特的思想价值和风格特征做出了概括和分析。

由“庙堂”走向“讲堂”——“新思潮派”与北京大学的近代化

清末京师大学堂具有浓厚的封建性,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转型促使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引发了知识分子活动空间的转移:由“庙堂”转向“讲堂”,桐城古文派与以“太炎弟子”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对北大讲堂的争夺,就发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蔡元培执掌北大与“新思潮派”的迅速取胜,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加快了北大的近代化进程。

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凭栏观史，以正得失——常考名作·《清史稿》

【备考理由】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是文人，他们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因此《清史稿》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徽州文化

桐城古文派 清代文坛上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