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

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的文学观念皆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可见二者存在相关性。桐城文派提炼完善了康熙选家的古文文体论,使古文定义趋于规范明确,试图改进古文选本编纂体例;桐城文派关于古文义理与艺术要素之关系的阐释倾向康熙古文选家的调和论,以义理为古文要旨,又认为义理与各艺术要素可兼容共存,反对以单一标准缩小古文的成长空间。二者的古文功用论如出一辙,都认为学习古文有益于时文写作,又于举业之外有更高的理想,指出学习古人文章是提高修养的关键所在。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体现的古文文体论、义理观、功用论是考察早期桐城文派文章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显示出清初古文选本在选本发展史与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回归还是漂流——质疑吴汝纶对桐城文派的“复归”

关于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的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吴汝纶在其发展中起了复归的作用。其实这一观点有很多疑问。以复归论者的三个论据而言,吴氏并非尚醇厚老确而黜绚烂闳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从他中年以后评文的言论和作文的风格中可得到证实;义理、考据皆于古文文体有妨之观点不是复归,而是颠覆了桐城文派的理论大厦;重建辞约指博、清正雅洁之义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应变。吴氏的理论主张,深受其师湘乡人曾国藩的影响,他试图改造桐城文派使之适应新的形式。

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

书院对清代学术影响极大,对文学的发展亦有推助之功。桐城文派能绵延二百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名家都曾主持书院讲席,且历时较长,培养出众多弟子,几乎代有传人。依此传衍途径,桐城文派在广西形成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王树柟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桐城文派因此以东南一隅为中心扩展开来,在地域上获得一种平衡,形成既有时间长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文学流派的传衍方式有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桐城文派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桐城派的最大成就,即在于体系化的散文理论的建设。桐城文论的成功,得力于桐城文人对传统诗歌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桐城文人擅长以小文章抒写对社会人生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小说笔法”的认同和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意味。桐城派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带有对古代散文全面总结的性质,它是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中介。

明清地域商贾与桐城文派及阳湖文派

桐城文派中的戴名世、方苞、姚鼐和阳湖文派中的恽敬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史记·货殖列传》,并由此引发深思,阐发了对经商的看法。桐城文派、阳湖文派与商贾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互动,也有异同。由于以徽商推崇朱熹理学作为动因之一,桐城文派极力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桐城文派往往是骈文对立论者,而阳湖文派往往主张骈散合一,后者与吴地"缘情而绮靡"的地域文学传统有关,也与包括商贾在内的吴地侈靡等风俗有关。

桐城文派衰微析

桐城文派在曾国藩后逐渐走向衰微,这同它体统之囿、门户之见、后辈末流空疏不学、虚“法”空“义”是分不开的。应辩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桐城谬种”的批判。

《桐城文派史》:桐城派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桐城文派史》是第一部全面、详尽的桐城文派发展史研究专著,其特色在于紧密联系时代背景,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既具有历史学家特有的史识,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崭新见解,彻底清除了桐城派曾经蒙受的“反动”污名,肯定了桐城派对近代中国的转型价值,堪称桐城派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论莲池书院与桐城文派在河北的兴起

桐城文派对莲池书院产生影响始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之时,而桐城文派传入河北则主要得力于"曾门四弟子"中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光绪年间,莲池书院成为桐城文派活动的中心,对后期桐城文派的传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辨章学术源流 寻绎文化精神——评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以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为个案,阐释了中国文化精神在近代的遗存与延续。从诗性精神的高度揭示了梅曾亮、曾国藩与马其昶之文并未失去诗性精神;从音乐韵律角度尝试从江南文化、文章之用韵与桐城文章的写法等多侧面对近代桐城派文章的音乐性作了深入的梳理;从画境与古文的关系,阐述了桐城古文与江南风景画在文化渊源上的一致性。该书确立了近代桐城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重新认识桐城派及近现代文学之演进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桐城文派研究的拓展与充实——简评《岭西五大家研究》

或许是受“中国文学史”教材模式的影响,我们对于一些大的文学流派的研究,似乎主要关注主线条,或者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此种关注当然有其必要性;但眼光若不调整,可能就要遗落一个文学流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桐城文派而言,讨论得比较多的不外是方、刘、姚三家,接下来的姚门四弟子,再重点谈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四弟子。

近代文学研究新境域——评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桐城派研究悄然兴起。然而大多数研究还是着力于＂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个案研究,至于全面系统研究桐城文派,特别是近代桐城文派成果甚少。近现代学术史上已有关注桐城派之文,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勾勒了桐城派的发展脉络。

论吴德旋、梅曾亮与桐城文派在广西的传衍

吴德旋、梅曾亮与"岭西五大家"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桐城文派传入广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桐城文派传入广西,先后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吴德旋与吕璜一线,其二则是梅曾亮与王拯、龙启瑞、彭昱尧一线。

阳湖、桐城文派歧异释

阳湖派之出现于文坛,迄今已近两百年,即以光绪元年(公元1875)缪荃孙遵张之洞嘱编《书目问答》,在集部正式立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并列,也已达一百多年。这期间,世人都目阳湖、桐城为一体,称它为桐城派的支派,就是阳湖诸公,也有不少自称,文源自桐城三祖方、刘、姚。阳湖派创始人之一的张惠言就曾说:“

于都三宋先生诗文理论——兼述桐城文派和宁都三魏的影响

于都三宋先生是生活于清代乾嘉之际的江西于都县宋氏三兄弟。他们身处流派纷呈的文坛大背景中,浸润于赣文化传统的涵育,其诗文理论受到桐城文派和宁都三魏的影响,表现出雅正和求真尚奇的审美倾向,显现出个性的光彩。

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中兴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和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改造和阐发,使之与现实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适应了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加上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一大批士人汇集其麾下,使桐城文派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桐城文章又评说——读《桐城文派述论》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被清代统治者推为正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被斥为“谬种”。建国以来,对“桐城派”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曾经举行过全国性的讨论会,发表过研究论文集和“桐城派”文选,还出版过数种初具规模的研究论著,但这些论著或论文,或限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