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在桐城派中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大槐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认为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上不及方苞,下不及姚鼐,仅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他的得享大名,完全因为方苞挽之于前而姚鼐推之于后.实际上,早在桐城派的后学晚辈中,对刘氏的评判就颇多争议了.尊之者称其“才力绝出于今古”(姚鼐语),把他与方苞、姚鼐一并比作“太华三峰,矗立云表”(方宗诚);抑之者惜其“于理未是”(恽敬语)“学问不粹”(吴汝纶),而吴敏树、曾国藩更对他的文章不屑一顾,甚至还迁怒于姚鼐,称他对刘氏的揄扬“不无阿私”.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

清中叶的汉宋之争是曾国藩古文理论形成的一个深刻背景。乾嘉以降,桐城派古文广受汉学家批评。汉学家责难程朱理学为孔门异端,推崇骈文为古文正统,嘲讥桐城文人空疏不学。这些批评无异于对桐城"义法"进行全面否定。汉学派挟其显学之势使嘉道时期的桐城派陷入困境。曾国藩古文从桐城派入手,但他在继承桐城堂庑的基础上,又广泛吸取汉学家的批评意见,从而对桐城文论进行了一番较大创新和改造。具体做法是:对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要素进行内容修正,同时添加"经济"之学。在义理上,曾氏坚守宋学信仰,同时吸纳汉学,调和汉宋;在考据上,曾氏重视研究历史兴衰治乱之源、制度因革之要,归旨于经世;在辞章上,推崇骈散兼行,追求雄直之气。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兼采并扬弃汉宋,是汉宋学派由长期的对立冲突走向调和兼容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使咸同时期的桐城派得以复兴,同时促成了湘乡文派的崛起,在晚清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

张裕钊研究述评

张裕钊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古文家、教育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逐渐兴起一股"张学"研究热潮。关于张裕钊的研究最初是作为桐城文学研究的附属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尽管如此,张氏成为独立的研究个体却不是因为桐城文学而是因为其书法成就。此后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晚清的古文大家,开始从不同领域对其展开研究。2001至2010这十年是目前为止张氏研究的繁荣期,尤其是2003年左右,时逢张氏诞辰180周年,张学研究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