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

《晚清四十家诗钞》三卷,是吴闿生完稿于民国十三年的诗选集,前两卷选录晚期桐城派若干关键人物的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建构了一个以吴汝纶为核心的北传桐城诗派的力量组合,对桐城派诗学源流的梳理与总结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很有参考价值。

姚鼐及其桐城诗派非宗宋派

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曾经出现了众多风格各异的诗歌流派以及并称群体,其数量之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实在是一个引人注目并且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近十几年来,虽有一些学人着手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发表了一批论著,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堪称其中的力作。然而,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创新。为此,我受《河北学刊》主编的委托,特组织了这次"清代诗歌流派"(包括并称群体)专题研究笔谈,我们认为,太仓诗派是清代初年的一个地域性诗派,它的形成既同那一时代诗歌的解放与活跃、文人社团的普遍兴起相关,也同吴梅村有意识的标举与引领相关。清初神韵诗派领袖王士祯所定"长安十子",其名称多达十二个以上,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对这些名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不少微妙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清代性灵派实际是狭义的江南诗派,其成员的籍贯基本属于苏南与杭嘉湖地区。而性灵派之所以在江南出现,除了乾嘉时期整体的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袁枚的个人作用之外,江南特有的自然与人文地域环境也是重要因素。清代最有影响的地域性文学流派——桐城派中的一些作家也从事诗歌创作,就此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桐城诗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将唐宋诗歌的特长加以融合,从而产生出一种令人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诗歌类型,它在整合前代传统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派。希望这组专题讨论文章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姚鼐和桐城诗派之我见

乾隆、嘉庆直至道光前期，在以袁枚为首的大批诗人特别是“性灵”派诗人提侣清诗解放，形成文学革新运动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一些诗人距离这场运动较远，或者徘徊于它的圈外，甚至站在它的对立面。姚鼐和桐城诗派，就是后者的代表。

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贡献

吴汝纶是桐城文派的末代宗师,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熟知。而对于他是近代桐城诗派的中心人物,学术界则鲜有论及。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主要做出了以下三方面贡献:一是为近代为桐城诗派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二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养;三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

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

戴名世作为桐城古文派的一大宗师,其在诗学上的主张却未曾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一定数量的诗作及系统的诗论。但在戴名世有限的论及诗歌创作中,其针切时弊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等人,对后世桐城诗派诗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

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

以文为诗 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

以文为诗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方任安一、以文为诗钱钟书曾经说过:“桐城亦有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桐城诗派和江西诗派一样,都是推崇杜甫主张学杜的。而在学杜之中,又突出地强调学他的“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即以古文之法为诗。对“以文为诗”,历...

陈用光与桐城诗派的传衍

就桐城诗派传衍和清代诗学发展而言,陈用光的作用一直被遮蔽.他将桐城诗学带入都下,并在都门交游中推动桐城诗派参与构建嘉道宗宋诗风;他宣诗布文,开启了桐城诗派的统绪书写.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视角,揭示出陈用光传衍桐城的深层意涵.在桐城诗派传衍格局中,陈用光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代宗主,应当被重新认识和评价.

姚范:桐城诗派的先导

康、乾时期诗坛名家辈出,各种诗论观点层出不穷,姚范在对钱谦益及虞山后学冯氏兄弟、吴乔、贺赏、赵执信及沈德潜、袁枚等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在学习古人的同时体现自己性情的诗学观,推崇"满纸烟波老境"之作,主张论诗不必穿凿附会。姚范以"六经"为根本,以黄庭坚等为师法对象,追求"往复顿挫"之境,"以古文之法行之于诗",对姚鼐及桐城诗派产生重要影响,为桐城诗派的先行者。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论清代桐城诗歌总集的体派意识与文学权力互动

前人多以姚范、姚鼐为桐城诗派之始,但在姚门之外,桐城已存在既有体派之名又有体派之实的"桐城诗派",其流派脉络、人员组成与诗学风格完整保存在清代桐城文人所纂《龙眠风雅》《枞阳诗选》《古桐乡诗选》《桐旧集》等诗歌总集之中。这些诗歌总集在以文学应对威权的过程中或顺应或阻拒,以选人选诗左右文学史构建,以诗歌干涉影响现实与历史等方面映射出文学权力的存在与价值。清代桐城诗歌总集先后承续,体系完整,尊崇刘大櫆的宗师地位,既能反映诗派盛衰情况,又受到文学家族影响,形成推动桐城诗学发展的力量。

方东树《昭昧詹言》与桐城诗派

桐城诗派正名是清代诗学史的重要话题。经由桐城后学的回溯与追认,以及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梳理,可以揭示姚鼐建立桐城诗派的结论。方东树通过诗话《昭昧詹言》对桐城诗论进行集中述说,可以进一步证明此论。他对王渔洋《古诗选》和姚鼐《今体诗钞》两个诗歌选本进行积极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所评选之诗进行整合汇聚,重新构建桐城诗派新的选本。他对宋诗的增删、宋调的批评以及"魂魄说"的体认与发明,更是对桐城诗论的具体实践。

近百年来桐城诗派研究述论

清季之时,桐城学人已有意识地回顾书写自身的学派历史,并从传衍脉络、学术谱系、文章理论等方面进行总结。此后,随着时势的变迁,桐城派由演进中的学派逐渐转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新中国成立后,因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桐城派研究经历了"与时消息"的三十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复经首届"桐城派学术讨论会"的"拨乱反正",始步入正轨。而桐城诗派虽与文派互为表里,但最初的研究则是附述于古文论著之中。自钱锺书以"桐城亦有诗派"为倡导,桐城诗派的研究始蔚然大观,迄今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也应该注意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应注重对新旧文献的利用,也应扩展研究的对象,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综合。

清代桐城詩派涉佛詩風格考論

清代佛教的興衰易變對清代詩壇禪風變化産生了重要影響。清前中期禪與詩的結合愈發自然,此階段桐城派涉佛詩“禪悦”風格顯著。晚清佛教救國運動興起,桐城詩派涉佛詩凸顯“逃禪”之風。從歷時性角度看,清代桐城派詩人對佛學的接受因時而變,不斷豐富詩學理論内涵,呈現出代際嬗變的特徵。清末鼎革之際,佛學興起了新的凝聚力量,推動了桐城詩派與其他詩派之間的融合,使得地緣詩學體系不斷鬆動,派别風格界限模糊。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钱钟书《谈艺录》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箐范发之。”关于桐城诗派,更有论者将其渊源追溯至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和方文。而其流衍,则直至晚清民国,与同光体发生交集。本文即欲探讨同光体与桐城派在世变之纪有哪些可以互相声援的共通文化观念,他们的交游以及在诗歌理论、创作方面的异同与得失。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