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谬种”考辨

新文化运动之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了批判旧文学的口号,通过当时钱玄同和林纾、黄侃以及桐城派的关系,探究"桐城谬种"最初所指对象,当是林纾,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扩大为指向整个桐城派。

“桐城谬种”说之学理反思

钱玄同恶谥“桐城谬种”,为新文化运动高潮时的标志性口号,所指具体对象本是林纾,这是“原生”内涵,钱玄同借用林纾“发明”的“谬种”一词,再回敬给对手。后来,“桐城谬种”内涵渐渐转移、扩大,也泛指当时桐城派或整个桐城派,这是“衍生”内涵。评价“桐城谬种”说,应将当事人的“历史现场”态度与事后理性评价及反思分开看待。此说体现出林纾与章太炎弟子的老少、新旧观念之争,仅仅理解为新文化人与旧派文人之争,是片面的。“桐城谬种”说只是新文化运动高潮时短时间盛行,并不是新文化人和知识界的“共识”。此说实际上涉及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文化理念之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之争。

论“桐城谬种”之说的谬误和谬传

本文认为新文化人对桐城派的批判是一种策略性的批判,应视为"思想革命"而非"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桐城派提升了散文作为文学体裁的独立性,提供了一个可以师法且易于师法的门径,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能够兼顾审美与实用的散文理论体系。白马湖散文家避虚就实的写作策略,以及对基本的语法、句法和文章作法的重视,延续了桐城派的"义法"之说,白马湖散文承接和延续桐城文脉。

桐城文派衰微析

桐城文派在曾国藩后逐渐走向衰微,这同它体统之囿、门户之见、后辈末流空疏不学、虚“法”空“义”是分不开的。应辩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桐城谬种”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