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

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作为"东洋学"的开创者,在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占主流地位。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涉华言论,反映其对于有违日本国家意志的辛亥革命运动由态度冷漠到根本否定,对民国社会则完全否认其自主变革的可能性,而希望实行所谓列强"共管"。同时,对日本侵华权益也竭力维护,十分仇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和国民革命运动。他们的涉华言论,凸显出当时日本的"东洋学"具有浓厚的"帝国的学知"色彩,且至今在日本尚有影响,值得注意。

桑原骘藏的中国意象重塑及其政治用意

桑原骘藏作为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学问素以科学、严谨著称，由其塑造的中国意象至今还是日本人对华认识的重要参照。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界，桑原话语中的核心中国意象由“停滞”“服从”“文弱”“保守”转变为“野蛮”“妥协”“猜疑”“利欲心”，这一转变与桑原的中国时事论策相耦合。桑原在一系列极力渲染中国负面意象的话语构建中，充斥着孤证、曲解、矛盾和以结论作前提的错误，绝非严谨的学术研究。桑原骘藏刻意塑造的黑暗中国意象，并非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华蔑视论的被动消费者，而是这一话语的主动生产者，借“科学历史学”的学术假面在暗中呼应日本的侵华国策。

试论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代表。文章主要对桑原的生平、学习经历和著作成就进行了简要评述。

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学者桑原骘藏研究

桑原骘藏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其研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目前对其研究甚少。本文对桑原骘藏的生平,其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界对桑原骘藏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要介绍,以形成对桑原骘藏最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另类学者——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其学术研究以严谨著称,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桑原骘藏的历史观、中国观与同时期京都学派的很多学者差异较大,在京都学派中独树一帜,可谓日本东洋史学家中的一个"另类"。

桑原骘藏东洋史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桑原骘藏作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从事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史、法制史的研究,并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也取得过重要成就。桑原骘藏研究视角独特、学术态度严谨,成果丰富,被学术界认可,并对于东洋史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且看桑原骘藏“学术辱华”的那些手法

桑原骘藏标榜说:“学问之生命在正确与坚实,当研究时不可有一点疏忽、一丝暧昧,此二者乃学问进步之大敌也。”但观其所作之研究,与其表达完全相反。桑原骘藏是近代日本诋毁和抹黑中国的急先锋,他塑造了中国人“服从”、“文弱”、“保守”、“野蛮”、“妥协”、“猜疑”等一系列“黑暗”意象。桑原骘藏丑化和抹黑中国的恶劣行径,是盛行于近代日本社会的“对华蔑视论”、“日本优越论”和“大日本主义”的集中反映。

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与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

王国维现存早期诗作中最著名的是《咏史二十首》,该组诗歌所涉时间跨度是从中国人种的由来到明朝的灭亡,所涉内容多半集中于历代中外关系。通过考察,可知《咏史二十首》与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之间在创作契机、咏史视角、主题选择、具体内容上存在整体上的内在联系,细节上也存在受当时某些流行观点影响的痕迹。此外,王国维与《中等东洋史》的1899年首译本《东洋史要》和1908年重译本《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关联。众所周知,《东洋史要》由樊炳清翻译、王国维作序,经多方考察,可知后者也是由樊炳清与王国维共同完成的。从几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王国维在流亡日本之前虽然没有专事历史学研究,却一直关注着国际史学界的动态和进展,这也是他在赴日后能迅速转入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桑原骘藏对布哈拉与安姓人的误导观点

1924年桑原骘藏对陈垣上寄给他的一份手稿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认为唐或唐以前中国的安姓人以布哈拉(Bukhara)为其原居住地，他特别举了武威安姓的例子。而那些认为武威安姓源于安息(Anxi)，即长期被认为是汉代著述中的帕提亚(Parthia)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

从整理国故看胡适与日本汉学

近代日本中国学的迅猛发展,刺激和影响了中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发生和开展。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具体内容、方法和步骤上受到日本中国学家桑原骘藏的直接影响。胡适以《水浒传》考证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研究,得到了日本中国学家青木正儿提供的材料帮助,《水浒传》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的影响和启发。

日本“东洋史学”对中国史学的正负评价

日本“东洋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及其学术方法做出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内藤湖南最早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高度肯定了中国史学传统及其方法论上的现代价值,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派。相反地,津田左右吉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历史,并且只是“史料”而非真正的“历史”,从而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桑原骘藏则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予以有限的肯定,总体上却以不懂“科学方法”、不知“比较研究”为由而加以否定。对中国史学的正负两方面的评价,是东洋史学价值观念与立场方法的体现,也表明了日本东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深刻关联,体现了近代中日两国学术文化的竞争与互动。

“何时为郎”及“何自为郎”——司马迁生年问题考索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曾引起史学界争论达半个世纪以上。 主要分为两说:一说主迁生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王国维先生首倡其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日)泷川资言、朱东润、季镇淮、包树棠、程金造诸先生从之,一说主迁生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由(日)桑原骘藏发难,有(日)山下寅次、李长之、郭沫若、赵燕士、陈监先、王达津、黄烈等先生赞同。两说之争,以五十年代中叶尤为激烈,六一年八月以后,这种争议暂停约二十年,近年来又有李伯勋(主迁生“建元六年说”)和黄瑞云(主迁生“景中五年说”)两先生重题旧议,仍各执其理,至今尚无定论。

“利之所在,害亦從生”:試論宋代乳香貿易的財政意義及影響

宋元時期往往被認爲是中國古代海上自由貿易的時代,宋代市舶司的設立、海上貿易的繁榮也成爲學界長期關注和研究的課題。1914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搜集有關中國福建的研究資料時,發現十三世紀居住在泉州的蒲壽庚當爲阿拉伯人。經過他一番詳實考訂.

密宗祖庭青龙寺早期历史若干考证

青龙寺,不仅是汉传佛教密宗祖庭,也是日本真言宗的发源地,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留存下来多篇与之相关的诗作,为国内外史学、文学、考古学和佛教学学者所关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青龙寺遗址的考辨热潮,有中国范成法师及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常盘大定、桑原骘藏、加地哲定等人撰文讨论。

日本“东洋史”三种模式及东洋史观批判

“东洋史”研究是日本的东方学中起步最早、影响最大的学科,大体形成了三种东洋史模式:一是桑原骘藏的“民族盛衰一邦国兴旺”模式,宗旨是将改朝换代为主要内容的国别史转换为民族、邦国关系史,莫定了东洋史的基本架构;二是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一东西交涉”模式,把东洋史视为北方野蛮民族与南方文明民族的互相对抗而又互相消磨的历史,日本因处在这种对抗之外而保持了特殊性,而日本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则属于文化交流性质的“东西交涉”;三是宫崎市定的“西起东至一终点文明”模式,认为东洋文明起源于西亚,经过印度、中国而最终到达最东端的日本并集其大成。

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化觉巷清真寺历史叙述的生成史

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清真寺,但是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学界至今没有确论。关于该寺始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为唐天宝元年(742)之《创建清真寺碑记》,但是陈垣、桑原骘藏等学者均已指出该碑系明人伪造之作;白寿彝据此说到:“因而,这座寺是甚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其后,杨志玖根据历史情境,断言化觉巷清真寺创建于元代。

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的整体性与差异化

对于国际传播来说,人类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美国大选的影响下,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层出不穷,“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耦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