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农牧交错带流域生态修复分区——以桑干河上游为例

基于农牧交错带流域生态本底和社会经济特征开展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有助于维护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桑干河上游为例,选取土地利用、气象观测、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基于InVEST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探讨2020年桑干河上游碳固持、食物供给、产水和土壤保持这4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分布格局,并通过象限匹配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生态修复分区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桑干河上游4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布与流域地形地貌基本保持一致,形成一个环绕桑干河主干道的半闭环式的高值带,需求的高值区则与人口密集区基本吻合。桑干河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类型以高供给-高需求和高供给-低需求的匹配类型为主,供需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0.23,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错配现状突出。根据桑干河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和耦合协调关系及社会经济特征,将桑干河上游划分为5个生态修复区,即神头泉域生态修复区、北部古长城沿线生态屏障带、大同盆地防风固沙区、内长城沿线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桑干河水生态修复与生态多样性保护带,并通过搭配组合“辅助再生、自然恢复、生态重建、保护保育”等生态修复措施,提升各分区以固碳保持、耕地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为主的生态功能。

从话语空间到情感政治——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集中体现了丁玲自“整风运动”以来写作作风的新变,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收获,依托新的文学生产、出版和评奖机制,迅速实现了“经典化”,但出版前后,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写作方式乃至作家立场等方面同样也面临诸多批评声音。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土改的具体时势中,将村庄构造为包含诸种话语形态的话语空间,并调用各类叙述策略,广泛开掘人物内心,最终生成了整体性的情感政治图景。因此,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无法为主导话语所涵容的话语样态和情感表达,小说结尾弥合性的抒情声音由此作为一种形式症候,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其与新兴文学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

革命乡土的仪式空间建构——论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连环画改编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连环画改编在20世纪50年代引起过热烈的反响,其编绘者以仪式空间策略完成了革命乡土的语图建构。仪式象征系统所形成的空间隐喻体系契合连环画的图像叙事特质,所以仪式空间策略有助于连环画产生语图互动的效果。在连环画改编过程中,革命乡土的仪式空间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乡土仪式空间的新质来反映红色政权对乡村的变革,二是以政治仪式空间形塑人物,更新民众精神面貌之时也实现了阶级整合。

“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诞生与此后的命运沉浮,基于现代文学叙事与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包含着这一联系历经变化的丰富信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之所以有差别,不仅是因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的调整,也因为小说自身即包含着这种矛盾。从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宗法乡村社会冲突与改造的关系来解读,可以更贴切地认识这部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而认识小说的文学史意义。革命话语对于作家的影响作用有着值得具体分析的形式和内涵,另一方面文学叙事本身即是新的话语建构历史、确立权威过程中的重要形式。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自主性人格的缺失、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残酷的暴力情结等三个方面对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民精神痼疾展开批判,从而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的立人诉求。政治式写作与立人诉求的交会,革命意识与启蒙话语的并存,使作品在意识倾向和主题蕴涵上形成了巨大张力,表现出了复杂化的倾向。

革命与乡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

“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

作为实质上的"除霸复仇"故事,《暴风骤雨》第一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农民报复性的情感与行为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韩老六或钱文贵主要是被作为"恶霸"而非普通地主形象来塑造的。而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非"恶霸"的地主还有隐约的同情,对农民干部内部的霸道行为也有所批判。真正涉及道义问题的是《暴风骤雨》第二部。"除霸复仇"的情节模式使文本具有了叙事张力,而失去这种张力的《暴风骤雨》第二部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艺术吸引力。

英译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标语翻译评析

分析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性标语的内涵及特点,并以1984年英译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阐述了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方式,分析译者对大部分标语进行的再塑造,从而减少了中英文化差异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

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

斗争地主是1940年代土改小说的核心情节,是描写翻身农民发生转变的关节点。这也是各方批评聚焦之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处理的是一个非典型的"地主"的斗争过程,尤其被质疑为"不真"。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斗争地主"这一叙事结构出现的背景,及其具体的构成方式,试图探讨土改小说的文学形式创新与土地改革的政治激进性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其说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原则写了一个成长的故事,不如说它尝试构建一个最大限度呈现各方矛盾关系的形式空间。

“咆哮了的桑干河”——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咆哮了的土地》的模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是丁玲的代表作,也是一部模仿之作。小说与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在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互换、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表现差异、阶级斗争与农民复仇的宏大叙事三方面客观存在历史承袭的模仿行为,一方面标志着丁玲文学创作的彻底转型,另一方面是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小说模式化写作的先声,在中国红色经典小说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节点意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女性话语研究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在"向左转"后,她曾鲜明的女性话语,逐渐由显性转为了隐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无丁玲创作个性的体现,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一个话题。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以李子俊女人和黑妮为代表的系列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发现:丁玲创作并没有放弃她的女性话语表达方式,虽主观上努力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创作,但潜意识里还是把她一贯的女性视角带入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中。

一部书的命运和阐释的历史——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女作家,也是在革命队伍中遭受磨难最多的女作家。这位个性独特、才华出众的女作家的创作,从她初涉文坛的20年代到她复出后的80年代,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这个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她经历了从早期的以表现知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为主,到逐渐转向以反映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主的创作发展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她从1946年开始创作,后来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也是丁玲的人生道路的辉煌的顶点。这部作品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新收获,是毛泽东的“延座讲话”以后中国新文学再度发生历史性转换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开端与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志。

遵命之后的政治化艺术——在《讲话》指引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向,深入农民生活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小说在题材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作家在处理"土改"这一重大题材时,显示了一贯的大气写作风格,特别是在对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客观描写和审视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其他同类小说所未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但"遵命"之后写就的该作品也存在人物塑造欠厚重立体等缺憾。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部“问题小说”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问题小说",它是作家问题意识和内心焦虑的体现。作者的思想困惑,反映在文本中则呈现为人物形象的失误、"论证结构"的动摇以及与之相关的复调性特征。"问题小说"对现实具体政治问题的诉求,决定了它遭遇批判和淘汰的命运。

另一种真实——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表现农民落后性上达到了一定的深 度,尽管作家不想把这种落后夸大,并在小说结尾展示了农民走向真正觉悟的前景。但小说对农民的“变 天”思想、私有观念、伦理观念等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劣根性”的真实表现,使得小说获得了较高的认 识价值;而对这些“劣根性”进行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却被作家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这又使这篇小说 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冲淡了其文学的审美价值。

革命经典中的惩恶扬善与阶级外衣——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为例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典型的地主形象,但他的土地其实并不多。钱文贵之所以成为土改中的头号斗争对象并不因为他是地主,而因为他是群众痛恨的乡村恶霸。小说表面上是写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却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正是通过斗争钱文贵这样一个众矢之"敌",革命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而有效地整合了乡村资源,为最终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物论

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优秀作家总是把毕生精力用在了解人、分析人和描写人上,给人们留下各具特色的人物.女作家丁玲就是如此.她所塑造的莎菲、贞贞、陆萍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尽管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褒贬不一,但总是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更为我们塑造了使人难忘的'一群活动的人'.正是这些人物,构成了四十年代末农村生活的矛盾纠葛,反映了土改运动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从而博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桑干河上》全书写了近六十个人物,主要人物也有三十几个.这里,仅就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评论,以此探求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思想艺术成就。

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

有关《太阳照在桑平河上》的论争在中国共产党上层人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部门主要负责人中持续进行着。由于这种论争不见于报章杂志 ,所以一直未引起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注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前 ,论争集中在这部作品是否值得出版的问题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 。

思想中来的人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形象分析

不少人认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形象钱文贵塑造得非常成功。然而,通过对钱文贵与程仁、黑妮、刘满等人的关系及他的反动言行的分析,发现这个人物是充满矛盾、模糊架空的:他有恶霸之名,却无恶霸之实,只要抽去作者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评论性的叙述,他的恶霸形象便架了空,作者想表现的和她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个人物是作者思想中来的,二是作者的生活积累不够。

徘徊在“政治理性”与“艺术直觉”之间——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既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和历史深度,又有着较为明显缺陷与不足的作品。一方面,作家忠实自己在土改实践中真实的艺术直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富、农村各阶层人物在历史大变动过程中的思想与心态、宗法制农村社会相互纠葛的复杂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作家在锤炼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搭建小说的情节框架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生活加以符合"政治理性"的剪裁和取舍,将原本丰富的历史运动纳入到理论或政策的阐释模式中,使作品本应具有的作家个人对历史的观察思考与洞见有所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