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犯罪化的理论证成与立法设计——从冒名顶替和篡改志愿行为切入

近些年来伪造、篡改档案行为频发,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充分的刑罚当罚性,不仅危及档案工作的公信力,还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宪法性权利,通过行政与民事手段治理此类行为均存在缺陷。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立伪造、篡改档案罪这一独立罪名,导致对该行为的刑事规制面临罪名适用不当、惩治效果不足、震慑作用有限的困境,因此刑事立法亟须将伪造、篡改档案的行为犯罪化。《刑法》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能够回应档案治理的现实需求、体现刑法的积极主义立法观、促进档案治理行刑有效衔接的实现,立法过程中可借鉴国内既有的档案类犯罪的立法经验和参考域外伪造、篡改档案类犯罪的立法实践。应当明确伪造、篡改档案罪的保护法益、体系地位和犯罪构成,厘清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犯罪竞合问题和本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的刑事当罚性研究——以“冒名顶替”为切入

现阶段“冒名顶替”事件时有发生,此类行为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档案的真实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新《档案法》对其处罚力度较弱,难以实现有效的法益保护。刑法现行法条中又因构成要件不对应而暂无法条能够适用,难以有效地惩治伪造、篡改档案行为。这就造成了行刑之间衔接的缺失,进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行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适用问题与罪名适用问题。但无论是从实质的违法性论,还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角度出发,均能够肯定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的存在,将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犯罪化也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立场。

社保诈骗案中伪造档案、文件的识别

近年来,通过伪造、篡改个人档案的方式骗取国家社保金的案件日益加剧,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运用文件检验技术对档案材料进行真伪鉴定,是侦破此类案件的关键。

写字机器人伪造档案的鉴别及防范

利用写字机器人伪造档案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档案伪造手段。伪造者借助写字机器人字迹书写、笔迹模仿和图案绘制等功能,在纸上书写字迹或绘制印章图案,从而形成假档案。尽管写字机器人伪造的档案十分逼真,但是仍会在字迹上留下有别于人为书写的机器特征,这些特征可作为鉴别档案是否由写字机器人制作的依据。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档案工作者要保持对以写字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型伪造档案手段的关注,通过加强人事档案管理与流程控制、开展跨行业交流等措施应对此类档案伪造风险。

反思与建构:关于伪造、篡改档案行为刑法规制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采取“迂回打击”进路惩治伪造、篡改档案的行为,即以打击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冒名顶替罪,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犯罪的方式遏制该行为并实现对行为人的处罚。“迂回打击”进路对于规制伪造、篡改档案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未能在刑法上独立评价伪造、篡改档案行为,功效的发挥严重依赖关联犯罪,未能完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等缺陷,唯有通过立法方式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才能实现对该行为的有效规制。该罪应当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罪状描述上,应采用引证罪状和叙明罪状相结合的方式;在法定刑设置上,应参照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

伪造、篡改档案行为的刑法规制--以“高考冒名顶替”等案件为例

近些年来.“高考冒名顶替”“人事档案造假”等事件不时曝光,其中均存在伪造、篡改档案行为,严重侵犯了档案的真实性、凭证价值性和公民个人权利,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新修订的《档案法》对其惩处力有限。在目前现有刑法框架下,伪造、篡改档案行为本身并未实现犯罪化,存在刑法治理盲区,亟待弥补不足。《档案法》及现有刑事法律难以有效治理伪造、篡改档案行为,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对伪造、篡改档案行为,情节严重的予以刑事处罚,以实现对法益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