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的导读书目与导读思想

梁启超是开启近现代目录学研究一代风气的启蒙人物,他对导读书目的研究分成了西学书目与国学书目两大类型,并形成宣传西学与推崇国学两个明显的历史分期。梁启超开启的导读书目范式更加强调对读者、读物、读书法等的关注,带有突出的读者服务意识。梁启超的导读书目根植于中国目录学传统,开创了解题兼导读的新型书目,导读的范围兼涉中西,体现出明显的致用属性。

梁启超的文明观

“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梁启超“新民”理论与中国公民教育的发轫

清末,随着民族危机逐渐严重,民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尝试通过培养“公民”来挽救国家危亡。其中,以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最具前瞻性,他集中探讨了民与国、个体与群体、私德与公德、权利与义务等近代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并提出公民教育可实现的途径与方法,对我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进行了舆论层面的开拓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

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

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常被视作文学功能论而被轻视。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梁启超“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作为世界的文学”三个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和有机联系,影响深远。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脉络清晰,分期清楚,以学术上的时代思潮为线索,贯穿了众多学者。梁启超所理解的“时代思潮”,在思想上有独创,在文化上很奋进。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能成为“时代思潮”的学术有汉代的经学。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近代教育改革。在教学宗旨上,把时务与治学相结合,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和教学当中;在教学方法上,把书院与学堂相结合,既继承传统书院的箚记、面授答疑、讲学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制度,又吸收了新式学堂面试招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运用近代教育技术及教学方法的新制度。这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维新派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初建的标志之一,外国文学学科在近代国民教育思潮演化与国民教育变革当中应时而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人对西学价值和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民教育变革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对国民教育有深刻的论述,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引入了作为西学的“外国文学”,其思考和实践为日后国民教育中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容纳、拒斥与回归

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卢梭的影响是深刻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以及“卢梭与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卢梭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梁启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态度大体经历了由容纳、经怀疑、而后拒斥、最后又回归的转折,这一转折也与梁启超自身政治思想的演进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国家思想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多变与两歧,既回应了急速迁转的转型期政治情势,也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展开留下了多元的思想遗产。不过,即便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的国家思想历经多次变化,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却在流变中保持着内在统一,他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共性国家。

中国现代伦理形态的发展与建构——基于梁启超新民伦理的研究

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场域的深入传播,梁启超展开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思性审视,开启了寻求社会现代化和新民人格的实践探索。梁启超主张伦理观念应当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学和现代西方伦理学之间的文明互鉴。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含有三个维度的伦理观念,即“国家认同类”“社会合群类”和“个人自觉类”,且三个维度的价值取向之间互补相通,形成了一个立体而有深度的伦理观念体系。这些思想智慧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包容性、平衡性和全面性的伦理体系,有助于指导个体在中国近代复杂的伦理抉择中找到契合的实践方向。梁启超关于新民伦理的思考与探索,对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完善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伦理话语的推进以及现代伦理理论的建构给予了重要启示。

从“瓜分”论到“帝国主义”论——梁启超关于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1895—1905)

梁启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对列强侵略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有形—无形瓜分”论,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手段进行深入剖析,得出“无形”更惨于“有形”的结论,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之后,随着欧美日本政学界“帝国主义”论的盛行,梁启超不仅将之输入国内,而且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西方“帝国主义”论旨在为列强殖民侵略辩护不同,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则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在借鉴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相关概念的同时,摒弃其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尤其强调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与其“有形—无形瓜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延续性。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阐发,构成了此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际局势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话语,在当时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

略论中国传统乐教向近代学校美育素养论的转换--以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为例

以德育为核心,以培养“通才型”君子为目标的“泛乐化”中国传统乐教,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强势冲击后,开始出现礼教成分完全退化、诗教乐教分离、国人整全心理结构破碎等情况。为建设有民族话语特色的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体系,梁启超以学堂乐歌歌词批评实践为起点,对传统乐教中混整合一的“诗、乐、礼”要素进行了分离再整合,探究出以“共同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聚合现代文雅公民整全心灵形态的启蒙范式,生成以趣味教育和情感教育为核心的学校音乐美育雏形。

《自由钟》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梁启超作为近代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其著述在韩国开化期广为流传。李海朝是这一时期新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深受梁启超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小说明显借鉴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自由钟》,在内容上多次引述梁启超《自由书》的原文,探讨了小说的批判精神、女性意识和重视教育等问题。李海朝同样鼓励创作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小说,强调女子应享有自由、社交和受教育的权利,并批判传统教育方式,认为教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途径。在形式上,《自由钟》受到梁启超讨论体小说的影响,通过妇女们讨论的形式,宣扬文明开化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自由钟》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中韩文学交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军国民”与“爱美”——梁启超审美启蒙话语的一体二面

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差异,是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史中的典型问题。在清末语境下,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体现为“军国民”。在“军国民”动机之下提出的小说群治论,旨在塑造激进的民众政治性情。进入民国后,梁启超提出基于共通情感论的审美启蒙观,对传统文艺现象进行重新阐释,试图塑造“爱美”的现代公民人格。梁启超的问题意识转换,体现出近现代中国由“尚武”到“尚文”的观念转变。梁启超前后有别的两种审美启蒙话语实则是一体两面,都体现着他一以贯之的改造国民性、重建中华民族文明意识的知识人抱负。

人治下的法治:梁启超法治主义的憧憬与幻灭

梁启超的法治主义,是一种法政主张,以及促进中国近代民主与法治发展洪流产生的进步思想。梁启超的法治主义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穿行,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法治主义,是承载反专制思维和意识的法治主义,也是最终改弦更张地从反专制到求开明专制的法治主义。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也可称为“人治下的法治”,本质上希望通过行人治的方式,实现一种训政下的法治;通过强势政治人物的法治意识觉醒以及威权统治手段,来实行法治;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体制机制,达到威权统治和保障人民权利并重的法政局面。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美好的过渡时期的法治设想,也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只不过,这样一条法治主义之路,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走得通。

梁启超的“共业论”对西方历史主义观念的诠释——兼论其对唯物史观输入传播的中介作用

20世纪初,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界的译介著作接触到西方历史主义方法理论,成为其构建“新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并利用佛教哲学中“共业”概念消化和诠释历史主义以“流变”之视野看待一切事物的认识观念。梁启超对于西方历史主义的选择性接受,直接影响了同时代乃至后世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梁启超所提出的共业论,认为人类文化结构中任何一要素之变革,都受到其他诸要素之牵制和影响,并在整体上构成文化之“合力”,此论克服了多种追求“单一因果”的“决定论”学说之局限,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暗合。由此可见,梁氏以“共业论”引荐、诠释历史主义观念,在客观上亦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在“小我”与“大我”之间——梁启超“过渡时代”的“自我”观念

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其“过渡时代”的论断下,梁氏辗转于对“我”之自由的呼吁、对“群”之进化的关切以及对世界主义前景的展望之间,自我的多重面向由此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世界的一体化理想中展开为矛盾、冲突与调和的过程。梁氏对群己平衡的追求在其1903年旅美之后的思想转折中被打破,其并非否定个体自由,而是将对个体自由的限定作为个体实现未来自由理想的过渡。中国近代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即是在挺立“自我”的同时,又在“小我”与“大我”、启蒙与救亡之间踟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之间取舍。梁启超徘徊于群己之间,亦正反映出他试图重新定义“群”与“己”,并平衡群己关系的艰辛努力与有益尝试。

论梁启超对卢梭联邦思想的容斥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近代中国政制设计的重要方面。作为新旧古今之交的政治理论家,梁启超为近代中国的国家结构贡献了初期设计方案,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形成过程中,卢梭的政治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卢梭的联邦思想符合梁启超地方自治的问题意识,故而梁启超曾容纳卢梭的联邦思想,推崇其为近代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对联邦制认识的深化,梁启超逐渐拒斥卢梭的联邦思想,由地方自治转向中央集权。其后,出于时势需要,梁启超再度回归联邦主义,提倡联省自治。廓清梁启超的联邦观及卢梭的影响,有助于探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早期方案,并追溯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