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价值阐释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包括文体形式、文学特性和审美鉴赏等内容的政治小说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了一种文学的现实化原则,并体现出在审美需求和社会实用层次上的错位。“薰浸刺提”说在审美方法论意义上弥补了其小说理论价值取向的偏颇。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陈健１关于解读历史，伽达默尔说过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说必须在理解本身显示历史的有效...

想象空间的开创：《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

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提倡新小说,为沟通两种叙述进行了大胆设计:以小说作为历史教科书的设想,充实、重塑了中国小说的思想内涵;掘微新史学与新小说在文体及书法上的链接点,使新小说在文章学的层面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两者共同开创的想象空间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但在新史未出、史学不振的当时,梁启超更为重视小说的想象魔力,新小说承担了更多的民族建构责任,并由此导致中国小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打通新史学和新小说的通道.是梁启超为启蒙话语谋求沟通形式的巨大转型的思维结果。钩沉两者的互动,有助于人们了解晚清小说改良运动从学术思想到文学想象的独特思路。

论王蒙的新小说观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随后即在《新民丛报》上说明其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1)。

吴趼人的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近代小说论家的成就与偏颇

在中国小说学的发展和形成中,近代小说理论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可以说,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真正地开始理论化了,而且明显地带着现代化的特点。当然,由于时代、环境和论述者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和缺点,使其带有不成熟性和偏颇性。近代小说理论以当时的维新派首脑人物严复、梁启超等为开创者,特别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此时期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章,因此其理论的“动机性”是十分明显的。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即以“动机性”为起点。

《最后一课》在百年教科书中的呈现形态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提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