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梁宗岱的编辑历程

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基于这一视阈,梳理梁宗岱在培正中学、岭南大学和文学研究会时期以及主编《大公报·诗特刊》时期等编辑历程,可以发现梁氏的编辑实践对于其创作历程,对于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纯诗”理论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结构影响,出版史为梁宗岱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白话文百人百论”十七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梁宗岱、冯至、穆旦

梁宗岱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从他祖父那一辈起迁徙至广西百色。梁宗岱1903年出生于百色,14岁入广州培正中学读书,曾获作文奖、英文奖、全国中学生讲演奖,并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6岁便有“南国诗人”之誉。1921年18岁的梁宗岱,写出87行长诗《小娃子》,其中有“只有你的精神能使世界生存/只有你的呼吸能够超度我们的灵魂”这样惊人的句子,加入文学研究会,20岁被保送岭南大学,21岁出版第一部诗集《晚祷》。

诗艺、审美与生命哲学:论梁宗岱的“契合”观

现代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梁宗岱在新诗现代性、重构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等领域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见解,还在融合中西诗学的基础上创建了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契合”作为梁宗岱诗学的核心概念,兼具诗歌艺术、审美方式与生命哲学三重含义。对梁宗岱而言,“契合”既是象征意境之精髓与诗歌创作的方法,又是探索灵魂奥秘的审美方式,还是他所推崇的处理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根本准则。阐释梁宗岱的“契合”观不仅为深入研究其诗论与理论贡献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还有助于彰显他对宇宙意识与人生价值的哲学性思考。

梁宗岱小诗的创译跨界与纯诗化探源

虽然同为五四小诗运动的主将,但梁宗岱与冰心、宗白华等人所接受的东方诗学渊源不同,他从中学起一直接受纯西式教育,浸淫欧洲文学多年,对于小诗的定位和创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西欧诗学立场。自欧洲留学以来,他采用创译跨界的方式来应对小诗创作危机,获得海外文坛的热切回应与思想共鸣。与此同时,他积极探溯西欧诗学的源头,从契合求真的象征主义诗论中重新发现韵律的必要性,并提出和确认诗人宇宙意识的永恒推动力。最终,将小诗纯诗化的实践付诸于旧体小词的创作上,这不仅可以看出梁宗岱试图消泯诗体之中西、新旧、大小偏见与壁垒的努力,也为小诗乃至新诗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由外观内、审度改造的内生增长模式。

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之作

梁宗岱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采用"十二字五拍"的建行格式,这一建行格式与"以顿代步"基本相同,但"拍"与"顿"的具体划分方法略有差异。以每行"十二字五拍"构成的十四行译诗,格式整齐划一,格律较为严谨,韵式也与原诗接近,但仍存在一些失误或缺陷。总的来说,译诗忠于原作,形式与内容统一,生动传达原诗的神韵风采。梁译莎翁十四行诗堪称为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佳作。

差异里的建构——梁宗岱的新诗理论及其启示

梁宗岱是 2 0世纪 30年代很重要的文艺理论家 ,很注重新诗理论的现代性建设 ,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梁宗岱以一种高度现代化的文化建构方式 ,融汇贯通中西文艺传统 ,建构起了“体验的形式诗学”。他在审美把握的基础上认为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 ,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 ,复杂 ,深邃 ,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新诗理论是对中国新诗发展流弊——反诗倾向的反拨 ,为中国新诗朝现代化的纯正方向发展作出过应有的贡献。梁宗岱的新诗理论对今天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梁宗岱、李健吾文学批评比较论

梁宗岱和李健吾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由于崇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具有广博知识背景等缘故,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汇通、独立批评精神的维护以及富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建构等。但同时,他们也存在个性的差异:梁宗岱倾心于象征主义诗学,而李健吾则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梁宗岱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诗学原则的探求,李健吾则在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他的形上追求;梁宗岱的批评文体兼有知性和感性的色彩,而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更多带有感悟、诗性的特征。他们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境界。

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

在中国近代逐步走向开放、大批学者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背景下,梁宗岱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修养的学者,他在文学批评中却时时渗透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笔者认为,梁宗岱诗学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

论梁宗岱的“两种文化”

从梁宗岱相关的阐述上可以发现,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与审美的相互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其二,艺术思维在培养科学的认知主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科学与艺术发展的现状,梁宗岱不无忧虑地担心"两种文化"的分裂,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其"两种文化"的论述,虽早于英国人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危机的断言,在国内学界却曲高和寡。

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

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 ,梁宗岱最早对诗的本体特征作了整体性的把握和较为充分的敞开。他既从文体层面揭示了诗不为他物决定的禀赋和特性 ,又从艺术层面和哲学层面揭示了诗作为存在的构成方式以及存在之为存在的最高境界 ,从而在中西诗学相互交汇的格局中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化、系统化的纯诗论理论体系。

直觉与表现——基于朱光潜与梁宗岱的争辩

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朱光潜和梁宗岱是两位极具个性的批评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与梁宗岱曾围绕直觉与表现以及诗和散文的分别等五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辩论。朱光潜适度保留了美学作为认识论的规定性,但是对克罗齐心灵的客观唯心倾向认识不够充分;梁宗岱则没有分清楚哲学的直觉和艺术的直觉的区别,但是对于直觉的超越性质有着不自觉的感受。而他们二人实际上都不赞成克罗齐抹杀传达的物理事实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的观点。这些对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不同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梁宗岱的故乡之辨及其译作中的“乡音”

针对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有关梁宗岱故乡的问题和他真正的乡音问题及其乡音在译作中的体现等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梁宗岱的故乡是百色,他的乡音百色"白话"在译作中主要体现在特有用词、词语的简略、习惯表达和特有句法上。

梁宗岱的形式主义新诗理论

梁宗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他由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出发形成了自己的形式主义新诗理论。梁宗岱提出“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的主张。诗的形式在梁宗岱看来至少包括诗的格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诗行、音韵和节奏等问题 ,结合新诗写作的实际 ,梁宗岱对它们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论阐释。诗歌语言是诗的形式的直接现实 ,受象征主义影响 ,梁宗岱还注意到诗歌语言的细微应用 ,甚至包括语言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 ,字的音与义、色的问题。梁宗岱的形式主义新诗理论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即使是对当代的新诗发展也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梁宗岱的审美批判个性:慎思明辨与诗性体悟

梁宗岱的文艺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批评融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特点,既有慎思明辨的逻辑思维,又彰显诗人的直觉体悟。梁宗岱的批评不求科学客观的理论求证,而是在心凝形释中追索生命主体的超然自由,一种审美极境。

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梁宗岱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诗论家之一,他的两集《诗与真》等论诗著述,追踪象征本义,探索象征诗歌创作法则,曾被读者评为"黄金文字",对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扎根生长起到关键作用。他论诗讲究古今中西源流,又能破古今中西界限,有融会贯通的特色。作为以感性思维见长的诗论家,他又重视科学精神与美感直觉的联系,主张诗人打通科玄、心物两界,缜密观察世界,了解事物普遍法则和特殊表象之交集,以增强诗人智慧和诗歌表现力。梁宗岱把写诗论诗视为生命,又把人生当作艺术,超迈乘真,不耦于俗,追求生命的沉酣状态,其人本身就是"诗与真"的有力实践,是他象征主义生命诗学的最高建构。

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刊》

梁宗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诗特刊》（1935年11月-1937年7月）是1930年代平津文坛上一份重要的诗歌专刊。该刊有意提倡和试验“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反映了当时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1920年代的“新格律诗”不同，他们意在打破中国新诗惟“自由体”独尊的局面，通过发起对诗歌“格律”和“音乐性”问题的讨论和创作实践，重树一种汉语现代诗的写作策略，发现、认识并运用现代汉语自身特有的音乐性，以期形成一种兼顾现代汉语语言特征、旧诗传统、西方“纯诗”理想三者统一的“新诗”观念。

比较文学视野中诗的理论与批评——也谈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他提出的"纯诗"理论是其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一个贡献。纯诗在思想上的最高追求,是表现宇宙意识与揭示人类灵魂的隐秘;在艺术上则是采用象征,具体表现: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且对新诗的形式建设进行了诸多很有意义的思考。作者总是在中国文学的背景下,来介绍、引进外国文学,或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学,是一种更有意义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比较文学。

陶渊明诗作的法文译介与梁宗岱对陶诗的接受

梁宗岱第一个向欧洲文化中心法国译介了陶渊明的诗作。梁氏借助他的象征主义诗论,把陶诗平淡美的本质归于"精力弥满的极端"的论点为平淡之味找到了精神上的根源,这对于理解陶诗、陶渊明为人和平淡美的深厚意蕴都是一种创造性阐释。梁氏认为陶诗是最能体现出象征主义最高境界的优秀代表之一,其象征的境界物我契合、含蓄而无限,是经由审美的渠道,涵容着"理智"与"感觉"、"心灵与官能"的玄妙境界。梁宗岱的为人和精神也深受渊明影响,有陶潜遗风。梁宗岱的象征理论对于理解陶诗丰厚而有机的整体意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梁宗岱与中西诗学精神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有影响的批评家,梁宗岱对中西诗学的精神都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在梁宗岱的诗学中,象征主义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一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而是被当做一种创作原则和艺术理想的。他对象征主义概念的介绍和阐释为中国的新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统,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梁宗岱把西方诗学精神中的宇宙意识引入中国,纠正了中国文学过于功利化的艺术追求,反对把文艺当做载道的工具,也反对把文艺当做政治的附庸。梁宗岱的诗学不独在内在的精神上有暗合中国传统诗学的地方,即便在形式上也有对中国诗学的继承。他的诗学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建立在中西诗学比较框架中,融合中西诗学之长,找出其"共相"和"差异",进而印证了这种人类精神史上跨文化诗学汇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梁宗岱诗学体系的开放性和独特性证明其诗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宝贵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