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聚义缘由与行动逻辑的社会学解读——基于《水浒传》文本

通过对《水浒传》文本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性失调而引发的社会流动,是造成梁山聚义的深层原因。聚义过程既有聚义者与统治阶级两大群体间不断变化的利益博弈与策略选择,又有聚义群体内部迫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境遇而作出的工具理性选择和为实现"忠"、"义"双重价值取向而采取的价值理性选择。梁山聚义的悲剧性收场,则说明理性选择会受到时代、空间、识见等要素的制约。

《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传播学分析

《水浒传》中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攻打官府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古往今来争论不休。古代文人多认为是忠义行为,也有部分正统文人认为是叛逆造反;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农民革命的说法,之后这一说法成为主导,似是不易之论;到了80年代才有人开始提出流民起义、忠义之举、武侠行为、反叛法律等非农民起义的观点。基于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学术界关于《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是一个假命题,由于人们的错误理解而进入《水浒传》研究的范畴,再加上我国文史不分的传统、阶级分析法的引进和政治形势使然,使得这一命题的研究俨然成了现实中《水浒传》研究的必然议题。

桃园结义和梁山聚义之比较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内容与人物精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人物的理想追求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又有着很大不同,对后世的影响更有差异。《水浒传》散发着浓郁的市民江湖意识,而《三国演义》则渗透着文人意识,乃至散发着儒家说教。《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结义精神深深影响了下层社会的人们,构成中国大众文化特征不可或缺的内容。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既充分体现了侠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游民文化的影响。即使是三国的英雄,他们由最初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结义宣言,到后来的兴复汉室、平定天下、治国安邦的理想升华,其本质上依然未能摆脱游民文化的影响。

拜金主义:“梁山聚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任何政治斗争都基于一定的经济利益,梁山泊聚义也具有明确而具体的经济目的。作为聚义领袖的宋江用拜金主义指导梁山泊聚义,使拜金主义浸透了梁山军的政治理想,损害了梁山军领袖的权威性,削弱了梁山军的战斗力,最终使整个聚义军深深淹没在拜金主义祸水中而彻底灭亡。

浅谈“开口跳”名剧《盗王坟》

京剧《盗王坟》又名《金石盟》,是一出取材于水浒故事的戏,讲述鼓上蚤时迁与贾哑夜盗王坟中殉葬的金银珠宝,后遇自翠屏山而来的杨雄、石秀,几人一同投奔梁山聚义。该剧聚焦在时迁入梁山之前“盗墓”这一特殊情节,展现了身居底层的善恶两类人物,塑造了时迁这一草莽英雄的人物形象。剧中表现人物之间追赶、钻洞、盗墓、打斗等现实性的生活动作多,对演员武行技艺及演员之间合作的默契等方面要求较高,还有大段的唱念。总体而言,《盗王坟》融“丑”“武”与“舞”三者一体,舞台呈现颇具喜剧色彩,观赏性和艺术性较高。

降将何以归心

梁山聚义之初,本为鸟合之众,与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头差不多。最后能脱颖而出,主要是靠吸纳各方人才。当时朝廷虽然腐败,但仍有许多德才兼备的战将。与他们交手的过程中,梁山用各种方法将其化为已用,且不计前嫌,用人不疑,颇见手段。

为鼓上蚤时迁鸣不平

梁山聚义,如百川汇海,等到一百零八个头目全齐集梁山的时候,预期之数已达,就再没有成长的空间了。于是排座次,定名位。按道理,名位是各人先后行事的总评价,事功的轻重。因此应和名次的高低成正比例。理论虽如此,许多梁山人物的名次却无法用书中所讲的情节去解释。鼓上蚤时迁排名第一百零七,就是莫名其妙到极点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