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重构——论梁晓声《人世间》的哈尔滨书写

地域空间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如:绍兴与鲁迅、湘西与沈从文、高邮与汪曾祺、呼兰与萧红等。由地域生成的文化气质会成为作家独特的标志,也相应地显现在作品之中。梁晓声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的家乡自然成为了其进行文学城市空间建构的原型。以地域性的视角切入《人世间》,多元包容的异域文化、北国冰城的气候环境和豪爽仁义的风俗人情展现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别样魅力,梁晓声以浓烈深厚的故乡情怀对哈尔滨文学形象进行了追忆与重构。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调适——-梁晓声《人世间》的启示

如何整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从五四时期对集体主义文化的反叛,到十七年时期思考重点的位移,再到21世纪以来具有中国经验的故事讲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日趋成熟的发展轨迹。梁晓声的《人世间》在思想内核上高度表征了国家权力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冲突,为读者连接起一条理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有效通路。《人世间》专注于展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把理解变局时代中国社会的钥匙。梁晓声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展现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性之善的考辨,对现实主义精神立场的坚守,形成了小说的独特价值。

梁晓声小说中的知青“还乡”书写研究

“还乡”这一行为是梁晓声小说叙述的矛盾起点,在“还乡”书写中,知青们为了生存逐渐舍弃北大荒知青身份,以城市创业者的身份开始新生活。通过网状叙事结构展现知青完成群体分化的过程:以知青身份构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在倒叙和插叙、现实与回忆的交错叙事时间中逐渐分割过去与现在,不同叙事空间的个体选择呈现群体分化结局。梁晓声开辟了“还乡”书写新模式,以知青的“故乡错位”关注一代青年的奋斗经历,寄寓了作家对知青的深厚情谊。

21世纪东北小说的工业化叙事研究——以梁晓声《人世间》为中心

“21世纪东北小说”是指由自幼生长于东北且对东北地域文明有独到认识的作家,自21世纪以来创作的体现东北时代变迁、反映东北风貌的作品。作为东北工业转型的亲历者,哈尔滨作家梁晓声,辽宁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在小说《人世间》等作品中再现了东北工业化进程,让东北工业化叙事的审美范式成为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面对工业转型的阵痛和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空间危机,梁晓声等人用“老宅”意象凝聚时代印记,通过描摹空间危机下人物对心灵空间的追寻,争夺空间造成的家庭伦理关系淡漠与外部人际关系变质,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下的居住问题,以此说明空间对百姓生活的正当性与重要性,对工业化叙事的纵深发展有建构意义。

家与爱,给予孩子成长的力量——梁晓声《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读后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是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先生为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梁晓声用纪实的方式,细腻的笔端,朴素真挚的文字讲述了从儿童到少年这段时期“成长的烦恼”,字里行间传递着人世间相以沫的温情,撼动着人心。

“80后”青年的主体意识、现实困境及幸福观——评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

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讲述了从大学走向婚姻的一对“80后”青年的爱情故事。小说描写了“80后”中文学子所面临的中文系辉煌不再、代际沟通和生存焦虑的现实困境,塑造了一群身份、性格、命运迥异的青年形象,凸显了复杂个体身上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物命运背后的幸福观的重要性。关于青年应该如何追寻幸福,《中文桃李》尝试在关切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和反拨畸变的社会心理及重塑社会价值的意义上作出努力,一如既往地体现了梁晓声的理想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在现实层面也构成了一种积极力量。

“80后”中文学子的“青春之歌”——评梁晓声《中文桃李》

梁晓声新作《中文桃李》以一对中文系情侣为主角,讲述他们从大学到工作、结婚的一系列故事,情节里蕴含作者对中文系、80后群体以及当下时代的思考。基于代际视角和创作心态,梁晓声的这一“回望当下”之作,贯之以温情的现实格调和过事人的宽容态度,给文坛带来清新之风。《中文桃李》以文学之殇透视当代青年的理想与现实,满怀一个时代的社会忧患和教育隐痛。

论梁晓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的价值立场

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李晓东、徐冉等“80后”中文系学子从求学到就业、从恋爱到婚姻的人生旅程。小说以青年成长和选择为主线,建构了同甘共苦、灵犀相通的美好爱情境界,探问文学之美对于人生的意义,最终上升到关于“何为幸福人生”的生命哲学思索。小说中层次丰富、参差对照的价值立场,提供了涤荡心灵的强大思想力量。

论梁晓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中的“浪漫意识”

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书写了“80后”小城镇青年不同的命运与人生选择,他们看似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却在命运的支配下被动地“顺命”或“挣命”,他们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经历阵痛,又不得不牺牲他们一贯信奉的“浪漫”,在现实的困境中走向成熟。面对“浪漫”走向破碎的现实境况,我们不禁要追问,破碎的“浪漫”在冷峻而又真实的人生面前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保留着“浪漫”的精神印迹。作家借助小城镇青年的成长轨迹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爱是“浪漫”的不朽良方,同时也借此表明,平凡生活中的诗意才是“浪漫”在现实社会的最大价值。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城市叙事

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市的一个普通建筑工人家庭,属于地道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与早期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知青》所着重描绘的满盖荒原、北大荒等极限空间不同,哈尔滨城市风貌及市井平民生活区是其晚年文学创作重点关注的空间。“我写的共乐区就是哈尔滨的共乐区,光字片就是哈尔滨的光字片,找不到另外的区名、街名把它置换一下。”

“山鬼”与“泥鳅”之辨——梁晓声《人世间》叙事语言分析之女性观及其显化形式

在个人女性观影响下,梁晓声在代表作《人世间》里表达了个人理想中有关完美女性的评判标准,描绘了有知识、有大爱、有韧性、有善根的理想女性世界。从叙事模式来看,梁晓声热衷于以时代、婚姻、性格、结局、职业、阶层等叙述模式作为塑造女性角色的武器,作品中如“山鬼”般自由浪漫的理想女性周蓉与如“泥鳅”般不断向上攀爬的非理想女性曾珊的人物形象便是这些叙述模式的产物。此外,在其女性角色的塑造路径和形成方式中可发现,梁晓声塑造的理想女性世界中依然不乏男凝视角。

论梁晓声小说《父父子子》中“宏大叙事”的重构策略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日渐呈现出重构“宏大叙事”的主流之势。梁晓声在新作《父父子子》中,用“微观叙事”思维完成对“宏大叙事”模式的重构,体现出作家对当下文学主潮的顺应与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梁晓声所用的写作策略,不仅可以作为“个体话语”与“宏大史诗”成功融合的范例,更能为当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重建与突破,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与借鉴。

莫言、梁晓声、刘震云对话基层作家--一场思想的碰撞

“对小说的痴迷与热爱,直到今天依然是支撑着我写作的最根本动力。”“我个人给你的建议,不忙着写小说,先从散文入手。”“世界上有一大堆故事,说不明白的就是两项:人的情感,人的思绪。”………3月2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礼堂,知名作家莫言、梁晓声、刘震云的妙语连珠引来阵阵掌声。

梁晓声:我对于书籍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梁晓声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多次担任读书大使:2010年首届“《作家文摘》阅读人物”,2011年北京读书形象大使,2018年山东省全民阅读形象大使……今年4月23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晓声的阅读体验,感受书本背后的生命真谛。

与时代同构的平民生活史:论梁晓声《人世间》

梁晓声的“知青题材”写作可谓家喻户晓,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诉说理想主义与青春激情的篇章,还有《雪城》《年轮》一类反思时代伤痕的文本,已然奠定了作家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史中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梁晓声主动调整写作向度,他跻身在当代生活的激流中,逐渐将视线下移至底层生存现场,力求拟现百姓生活的本真样貌,传达社会良知和群体意向,从而由知青精神的呐喊者转为平民吁求的代言人,其小说的精神与文化空间也得以拓容。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例

本文聚焦梁晓声新世纪知青文学代表作《年轮》和《知青》,对他知青小说中的"文革"叙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年轮》和《知青》对"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他者化、娱乐化、温情化的书写,这种当代社会灾难史书写模式表现出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很难被察觉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它试图把"文革"叙述为个别莫名其妙的坏人的胡闹,而且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抵制。这样,"文革"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内部、体制内部、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毒瘤,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

论梁晓声《雪城》创作的误区

曾经名噪一时的《雪城》一味地注重于个人情感的渲泄 ,忽视了读者—作者—作品三者有机地结合进而使作品表现手法单一 ,理性成分单薄 ,造成了《雪城》

“悲壮的青春”与梁晓声的英雄叙事——知青文学回头看(之一)

本文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文学中的英雄叙事进行了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与其说是文学或美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和文学政治的。本文认为,作为最著名、影响最大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开创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与去政治化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悲壮的青春叙事"或"英雄叙事",存在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难以被察觉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对此,评论界尚未予以足够重视。解读知青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后知青、后"文革"时代知青作家对于知青运动及"文革"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也折射出当下国人在"文革"反思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代背景与梁晓声“好人文化”的历史生成

梁晓声将小说创作和社会评论并举,展开对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展迷乱症”的揭示,进而从对文明单向度的忧思深入到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根基的探索,提出了“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的思想主张。他既从人性演变规律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视野,揭示了提倡“好人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又从个体人生经验和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角度,论证了“好人文化”的客观实在性和价值后援深广度。在此基础之上,梁晓声以19世纪欧洲文学大师为参照,确立了“以文学塑新民”的文学信念和“温暖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路径,最终创造出《人世间》这部集“好人文化”之大成的作品。

浅析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风格

当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精英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梁晓声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与其他作家寻找平民身上的劣根性不同,梁晓声更多的是从平民立场出发,去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正直和善良的本性,将人们心灵光辉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充分表现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