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朝士人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

在梁武帝以文治国、优待士人的政策影响下,梁朝士人普遍遵循大隐的出处方式。一方面,作为大隐的承载之地,园林在实践和理论上均有重要发展,庙堂与山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统一;另一方面,较之于晋宋,梁朝文化的主体由士族转移到皇室,面对梁武帝重文为表、猜忌为实的治国思路,士人大多以柔弱、矫饰为立身之道,在此意义上,身体、心态与文化之弱是梁朝皇室以及一般士人的共同特征,士人之疲倦与皇室之矫饰构成梁朝文学的基本内容,思想内容上的贫乏与艺术技巧上的发达成为梁朝美学的两极。

从山水的诗到诗的山水——论梁朝山水诗的承传

论题中的"山水的诗",是指来自游历的山水创作,而"诗的山水"则谓诗中的山水题材,可以源于日常生活的耳接目遇,范围更广。本文将以梁朝作品为轴心,前溯大谢,后及阴铿,论述诗中"纪游"和"状物"成分的消长,如何为山水物色的写作带来深刻变化。谢灵运的山水诗得力于"游",谢眺得力于"望",而梁人则进一步拉近焦距,把山水置于放大镜下审视。由此而言,主"视"的梁朝山水诗,其承传意义约有三端:技巧方面,梁人终日捕捉山水物色的形神意趣,善于造境,笔触细密,广为后世取法;体式方面,梁人倾向以一种压缩的写法,求取更大的审美密度,于是无意之间同时又压缩了篇幅,为山水短篇开了先河;内容方面,梁人专注刻画自然景致,不在乎记录经历,使诗中的叙事性质越来越淡,描写性质越来越浓。久而久之,自然景物甚至不必从游历获得,寻常的风月花树,凡物皆有可观,也就大大拉近生活与山水的距离,拓宽了山水诗的领土。可是,自此山水诗和旅游诗的近义关系,却又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勘察流星的踪迹——田晓菲新作的传播学方法

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新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以挑战姿态重估对梁朝文学的已有评价与解释,一改萧梁王朝混乱黑暗、艳情颓废的形象,呈现了另一幅在文学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革故鼎新、洞烛幽微的图画。而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她的论证中尤其新颖且重要。本文就是试图检视她对传播学方法的运用,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