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以瞿同祖—梁治平理论为例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引进运动

晚清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知识界,西方知识的全面渗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结构。本文以瞿同祖—梁治平理论为例,对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引进运动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表现进行了一个初步反思,本文认为,西方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但是不能作为我们的标准。

作为“事件”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以梁治平教授的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梁治平教授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可谓当代同类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如果将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视作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一个"事件",从一种"思想史的社会视角"予以审视,可以发现,以梁治平的相关研究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类型学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既有诸如社会科学的移植背景、"文化热"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又与梁治平个人独特的学术观息息相关。

作为“过程”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以梁治平教授的研究为考察对象

如果将梁治平法律文化类型研究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以一种认识过程论的视角予以解读,力求历史地、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在促成这一研究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诸如国外文化人类学、哲学阐释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当时分别为法律文化类型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就个人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细致地了解到梁治平在一段相对独立的研究阶段中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从学科发展的层面来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极好的"实例"真切地感受到,在现代学科分工体制下,法学如何"受惠"于相关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科。

梁治平法律文化论逻辑理路的反向思考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依凭历史理性,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应当发扬,而后者则应剔除。中国法律文化应摒弃其潜藏的诸如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等文化传统元素,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扬光大,而不是深陷"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式的错误解读,从而为"回"到当下的中国作出应有的努力。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对话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再审视

<正>陈柏峰:首先,我想不简单地介绍一下梁治平老师。前几天凤凰网、《法治周末》报社等几家单位组织评出了'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共有十本书,①其中有一本就是梁老师的《法辨》,并且在所有十本书当中得票数最高,是毫无争议的。今天是12月4日,'国家宪法日',新华社的一则评论里面引用了一句在中国法学界很出名的话,

那些“曾经”的文字——重读梁治平的《法辨》

一拿到新版《法辨》,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在后记里面写的短短的几行字。那些话,不但字斟句酌,而且言说了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细节:新版的《法辨》副标题是"法律文化论集",而以前版本的《法辨》(包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副标题是"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了书名的贴切,新版将旧版中的一篇同名的重要文字抽掉了。一个好的作者不仅文责自负,而且会非常在意自己的遣词用句。

法治与德治一体化实施的实践探究——评《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法治与德治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从多个维度对法治与德治进行了细致比较,旨在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该书作者梁治平先生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试图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概念,“法治”为什么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中国法律史方法论百年回顾思潮中法学与史学的学术分野——以宋代法律史研究为中心的反思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世纪总结中,方法论问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因为研究方法对学科研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也不仅因为中国法律史研究在20世纪所经历的历史变迁,还因为中国自清末从西方法系的整体移植直接确立了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却又造成其与中华法系传统社会的冲突与纠葛。这不仅体现在当代中国法律在实际社会运用中的"有法不依"现象,也存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现实中。如近年来法史学界对借鉴马克思·

中国古代法的“深描”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梁治平先生的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他试图系统阐释中国古代法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中，他致力于系统和彻底地贯彻《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所宣明的立场和《“法”辨》一文所运用的方法。

写给研究生朋友

五一节前,研究生康骁和赵丹约我给研究生学报的"学术与人生"栏目写点什么,我推辞再三未能得逞。我的推辞不仅是因为杂事多恐完不成任务耽误事情,更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写什么,怕贻误学生。到了要交稿的最后期限,坐在书桌旁,细细想来还真没有什么值得说值得写的,一眼望去,好像留下来的只有书柜里的、身旁脚边堆着的书,而且大多是与我干了几十年的那个外法史领域有关的书,那就写我所熟悉的外法史人和事吧。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法律文化论”与法文化史研究

"法治"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性命题。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过分的侧重于对西方制度的介绍,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诚如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当代的法律世界是一个多元性体系,中国法律文化在其中也应当有其独特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梁治平先生提出的"法律文化论"有特殊的价值。而且,"法律文化论"实际上亦是一个永远不会终结的话题。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再审视

中国法制史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的研究,大多从“法源”的角度切人。经典研究包括滋贺秀三的《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黄宗智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以及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等著作。滋贺秀三认为,“地方官判断的准据为情、理、法,即人情、天理、法意三个要素。情基于人之常情,与自然之理相互补充,两者结合构成社会健全的价值判断与平衡感觉;但重视情理并不意味国法被轻视,法由情理凝缩而成,是漂浮在情理大海中的冰山,赋予情理以强制力,其解释依据情理,也可因情理而变通”。

中国古代家法族规及其社会功能——民间法的视角下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的法律,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律到18世纪仍然在当时法律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大清律例》,陈陈相因,一脉相承,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很少有变化,然而在这千余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化却是缓慢而巨大的。据此可以推断,仅靠国家的法律已不可能完全应付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此外,在中国古代,除了有国家正式的法典外,在民间还存在大量的契约文书。仅今人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其总数就已超过1000万件。上述事实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法不是全部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存在着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即所谓的"民间法"。中国古代民间法,表现为诸如家法族规、各种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村规乡约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本文将通过对家法族规这种民间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进行解读。

传统儒家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民法

目次一、中国当代民法现代化的背景二、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民法制定的影响三、传统儒家思想在民法具体制度上的体现四、传统儒家思想对"运行中的民法"的影响法的观念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越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梁治平[1]提出中国民法儒家化问题,期望能起抛砖引玉的功效。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言:"问题的提出,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但问题的形成常常表示答案的可能,如果不能形成问题,也不可能有答案。"[2]

习惯在我国司法中制度命运的制度分析——一种纯理论的探讨

一、引论:问题与视角梁治平对清代司法实践中的习惯法的情形研究与苏力和笔者对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律与习惯的互动的研究,从客观事实来看,清代和当代的研究表现出了习惯在司法实践中几乎相同的尴尬处境,相同的悲惨命运,这最为集中地典型地体现在身处于习惯与法律激烈冲突最前沿的中国古代和现代基层法官身上。如果说中国清代的"父母官"一方面作为国家官员要贯彻国家的意志和法律,另一方面还负有净化民风民俗,教化民众的责任,因此,大抵恪尽职守的地方官,就会自觉了解地方土俗人情。

习惯生成问题新论

习惯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理论中的一个传统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代中国和谐秩序建构中习惯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习惯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问题。习惯虽然与其他社会规则一样都是一个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最终受制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习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澄清,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论证习惯的物质基础,更有利于阐述为什么习惯会演进为另一种社会规则系统——法律,同时还有助于分析社会秩序转型时期习惯和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50岁现象”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著名学者苏力在其专著《也许正在发生》屡次提到法学者的年龄问题。第一章'从法学著作的引证看中国法学',谈到在中国法学界,以他引为数标准的前50名的年龄分布状况,即主要分布在两大群体,70岁以上的年龄段和50岁左右年龄段;第二章'法学论文的产出',在分析论文产出年龄阶段分布时,提出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