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兰芳美、苏公演宣传材料中理论话语建构之变异

三十年代梅兰芳为其美国和苏联公演准备了大量介绍性的外文材料。材料多由团队写作与翻译,系在世界戏剧的潮流和出访国政治、文化等语境的他者视阈下,对何为戏曲、戏曲特质等问题的理论话语建构。通过细读和话语分析,并聚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可以发现,梅兰芳团队的言说内容与策略因目标受众而发生了变异,且有别于国内原有的话语。然而,观念的变异不代表内在的分裂,而意味着共时层面戏曲现代性追求面貌的多元和历时层面对戏曲认知的不断完善。材料虽然针对的是外国读者,但也潜藏了与国内批评者的隔空对话,其最终目的是巩固戏曲在国内的地位,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

擦肩而过的对话——鲁迅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莫斯科之行及其戏剧表演解读的对比分析

1935年初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及其京剧表演,引发了鲁迅和布莱希特两位中西现代文化名人的不同反应。鲁迅的态度是冷淡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的,而布莱希特的态度却极为热烈,评价也甚是积极。鲁迅的反应有其个人经验的影响,但更多五四精神启蒙文化立场的内在规约,布莱希特的反应有陌生化审视所生发的原因,但其现代实验戏剧探索的先在思考却无疑是更为内在的推动。两个人不同的反应,是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也典型而生动地印证了接受美学所提倡的创造性接受的理念。

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分析——以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为例

在我国“音乐传统”的传承延续过程中,京剧唱腔与民族声乐之间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一批新生的、特色鲜明的,最具京剧唱腔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这两首具有京剧唱腔风格与韵味儿的民族声乐作品,都与京剧唱腔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本文在研究中分析了《梅兰芳》《贵妃醉酒》作品对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同时对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运用的情况进行了探析。

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与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

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中,曾经策划了1918年《新青年》“新旧戏之辨”的胡适转变了此前的姿态,尝试发掘传统旧戏的现代价值。他为访美而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一文中出现的“原始”(primitive)和“停滞”(arrested)两大关键词反映了其文化策略,即通过“汉学”(Sinology)与“东方学”(Orientalism)将戏曲和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建立联系,以利其接受。然而胡适的文化策略塑造了一组悖谬:其一方面赋予了梅兰芳超越东西藩篱的“普遍价值”,一方面也证实了纽约学界仰慕和鄙夷交织缠绕的“东方主义”文化情绪。胡适的文化策略与他“整理国故”的逻辑互文见义——通过戏曲的“传统”再造其“现代性”,呈现了其沟通今昔以建构一致性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理路。

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热点、疑点与难点

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是近年来梅兰芳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围绕“作为史实及文献存在的访美演出”“报刊时评与学人想象中的访美演出”和“戏剧史上发挥影响的访美演出”三个不同维度,已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访美演出的史实考辩与价值再判仍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相关史料疑点仍存,通过边缘文献的新发掘与现有文献的再解读,厘清文献、史实与想象,再现“情境戏剧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需注意的是,在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着理论单一化、价值判断二元对立的隐忧,成为研究深进的难点。

民国时期梅兰芳、杜威与中美跨文化交流

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通过由浅入深地与“他者”交流,再进行由表及里的文化磨合,最后推动由点到面的文化外交,为中美艺术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梅兰芳1930年访美与杜威1919年访华各自代表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努力。尽管他们访问的时间和主题不同,但他们所从事的国际交流见证了中美跨文化研究的基本要义。首先,他们通过交流,从“他者”的反馈和折射,深化了对自我的认知,为完善和重塑自我提供条件。其次,他们通过浅层的顺应、深层的适应和更高层次的融合,促使中美社会和大众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传播,而且通过与当地文化的磨合与耦合,创造性地推动了文化本土化的效能。最后,跨文化交流往往具有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功能,梅兰芳与杜威在他国的文化交流中,难免对中美两国的民间外交产生影响,并在各自讲述文化故事的过程中,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和谐。

梅兰芳访美演出剧目考辨与溯因

梅兰芳1930年访美成功的原因离不开梅剧团精心取舍剧目、合理组合剧目、适时适地变换剧目组合。梅剧团在154天访美期间,在美国六大城市、九大剧院成功演出96场京剧大戏,共推出35部传统剧目、改良剧目和舞蹈节目。为了顺应和适应美国观众的喜好,梅剧团取舍剧目的优先是形体动作表演为主,并符合中美两国的共享文化价值,包括尊重女性、公平正义、英雄情节、忠贞爱情。梅剧团运用“三剧一舞”的基本组合,作为每一场演出的基本准则,而且因时因地不断变换组合、调整剧目。利用美国地方报纸信息和运用溯因研究方法,考辩上演剧目的中英文名称、地点、时间、顺序、组合和内容,溯因梅兰芳访美成功的剧目因素,能够为梅兰芳访美演出这一历史性事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新的参考史料。

从操演性理论看梅兰芳的访美演出

分析梅兰芳美国巡演成功的原因时不能忽视梅的男旦身份。梅兰芳是在“《享乐人》事件”之后登上美国舞台的,因此他的成功是以一种“现代男旦”的成功为前提的。舞台之上,梅剧团通过对男旦的策略性阐释使中国戏曲的“男扮女”传统获得了理解。而舞台之下,梅则时刻以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示人,因此赢得了美国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形成“共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兰芳访美既是向西方展示中国戏剧美学价值的一次旅行,也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的当下形态的历史事件。

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和演唱要点——以民族声乐作品《梅兰芳》为例

21世纪以来,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引入戏曲元素屡见不鲜,一些具有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也颇受好评。基于此,本文具体结合《梅兰芳》这部作品分析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的演唱要点,希望为相关的演唱者或音乐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从梅兰芳首次访苏探究京剧“走出去”的策略

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梅兰芳作为我国20世纪耀眼的艺术大师、文化巨匠,他的艺术思想、精神风貌以及他所构建的表演艺术体系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他把中国京剧带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本文通过对梅兰芳访苏一系列文化史实的梳理,分析了梅兰芳访苏的时代背景、梅剧团的宣传方式和剧目改良,以及梅派艺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交流,进而探讨了实现“京剧梦”的策略与传播戏曲文化的捷径。

梅兰芳:勤勉谦和,以旦立派(下)

多方借鉴,融于一炉梅兰芳是一个为京剧而生的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认真钻研古典文学、国画、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俗学、音韵学和服饰学等等。在他看来,京剧就是服装、道具、化装、表演的综合体,可以说是活动的水墨画。梅兰芳看清了这一点,一边将诸多艺术领域的创作思想融于京剧舞台艺术表演中,一边从绘画中吸取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

梅兰芳:勤勉谦和,以旦立派(上)

说起梅兰芳,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以说,他是中国戏曲界的一位传世巨匠,一个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表演艺术家。他所创立的“梅派”艺术,继往开来,影响深远。1894年,梅兰芳出生在从江苏泰州迁往北京的京剧世家,名澜,又名鹤鸣。

梅兰芳访美前后的唱谱编创与传播策略——以三部《梅兰芳歌曲谱》为考察基点

1930年梅兰芳访美,京剧走出国门,引发“梅兰芳热”。作为中国戏曲与世界对话的一次文化之旅,其间许多事件受到空前关注并被讨论。在形成域内外“梅兰芳热”的文化链条上,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深入考量。《梅兰芳歌曲谱》开创中西合译谱的新式记谱法,为打造梅派艺术唱腔、舞蹈和音乐境界多有襄助、为国乐与国剧走向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梅兰芳歌曲谱》的创谱刊传、表演实践与传播策略,显示出彼时代文化巨匠和演剧学者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审视旧剧命运、新剧改良与国剧开新的求索历程,开启了以京剧和昆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面向未来、迈向现代戏曲的新路。

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研究四题

“梅兰芳体系”是1935年3月梅兰芳访苏时由苏联媒体和艺术家最先提出来的命题,我国国内的这一命题则是由黄佐临最先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的提出与“斯坦尼体系”的命题有关。但我国国内部分学者对梅兰芳是否建构了自己的体系、“梅体系”是否能代表中国戏曲体系,它能否与“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相比并,均存有异议。在笔者看来,“梅体系”完全可以成立。所谓“体系”是指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若干成分所构成的整体。“梅体系”是指其表演艺术体系,包含剧目系统、扮相系统、身段系统、声腔系统、理论系统,涵容了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表演的全过程,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也完全可以与“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相比并。

《梅兰芳歌曲谱》出版事略

《梅兰芳歌曲谱》成书于1930年,是刘天华先生应邀为梅兰芳赴美演出而编撰的,虽书名为“歌曲谱”,实则皆为京剧唱腔,用工尺(管色)谱和五线谱两种记谱法记录。之所以用五线谱,既是为让美国人易于看懂京剧,也是刘天华先生为改进国乐、改革传统音乐记谱法的一次探索与实践。《梅兰芳歌曲谱》继1930年初版,先后(1943—2018)在重庆、南京、台北、石家庄、北京、太原等地出版了简谱版及影印版,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是研究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中国戏曲记谱法、梅兰芳艺术成就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与珍贵的历史文献。

梅兰芳对传统表演的传习与活用——以《游园惊梦》身段表演为例

梅兰芳系统学习过昆曲,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总结出表演昆曲的心得体会。他认为传习昆曲首重“了明曲意”,“学技必先学文”,并强调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员应体验角色所处的情景,“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才能表演出人物的真精神。在昆曲表演中,曲文与身段是相互对应的关系,身段不能离开文辞之意义。这些舞台实践的心法,是对中国表演理论的继承与活用。

京剧元素作品《梅兰芳》的音乐分析与艺术处理

在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道路上,京剧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给予了民族声乐作品丰富的艺术元素,促使作曲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戏曲风格浓郁的声乐作品。本文以《梅兰芳》为研究对象,通过笔者自身的演唱体会,进一步探讨如何演绎具有戏曲风格的声乐作品。

梅兰芳“移步不换形”风波的外溢——以武汉《戏剧新报》为考察对象

戏曲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之初,梅兰芳在天津发表“移步不换形”的主张,在京津戏剧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因武汉《戏剧新报》对梅兰芳“移步不换形”主张的呼应,这场“风波”扩散到了武汉戏剧界。在梅兰芳被迫修正观点后,《戏剧新报》还进行了一次对“移步不换形”的隐形批判。这次风波的外溢,表明“移步”是否“换形”,不仅仅是一次戏剧名家内部的理论之争,而是已经对地方的戏曲改革运动产生了现实影响。戏剧专家个体间观念的差异,通过国家机器影响了地方戏曲改革的进程,也在无数普通地方戏剧工作者人生履历和心灵史上留下了波痕。

梅兰芳的生平及其艺术风格

译者按:今关天彭(1882—1970)①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原名寿麿,中国文艺研究家、汉诗人。祖父开汉学塾,幼学四书五经。17岁移居东京,跟汉诗书画家石川鸿斋学习,青年时期跟随著名汉学家森槐南等学汉诗填词,与清末学者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有交往。1910年进入报界,担任《国民新闻》《国民杂志》社记者。

从梅兰芳巡美演出看美国的中国形象

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京剧的发展离不开众多艺术家的改良和推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将京剧带到海外的并掀起一场“京剧热”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美国之行不仅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还旨在展示中国国民的形象。本文根据1930年美国报刊对梅兰芳访美演出的评论,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观众对中国的看法,解构其中隐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本文认为美国观众眼中的梅兰芳是台上传统的女性化形象与台下现代男性公民形象的辩证统一,既满足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凝视,促进了京剧在美国的广泛传播,又冲击了美国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改善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希望本文能够为我国正确有效地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