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体与定庵风:近百年旧体诗对清诗之接受

对近百年旧体诗的价值确认与跟其相邻并存在一定交集的清诗的价值确认极有关系。“清诗”在近百年逐渐走向经典化,与唐宋诗一样具备了被接受取法的资格,甚至因为时间的密接亲近,清诗还向近百年旧体诗投射出了更加颀长而清晰的身影。吴伟业的“梅村体”与龚自珍的“定庵风”就是两个特别有意味的个案。梅村体在当时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清中叶逐渐走高,至晚清民国而达极盛,杨圻、曹大铁的创作以及孙景贤《宁寿宫词》、徐澄宇《海上谣》等可为代表。龚自珍对近百年旧体诗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康梁、南社、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影响,至网络时代再次勃兴,胡马、嘘堂、碰壁斋主、沙子石子等从不同角度承续并再次鼓荡起了定庵之风。

论“梅村体”与小说、戏曲的文体互动

梅村体歌行在叙事方面独具特色,融入了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融合了“叙述体”与“代言体”叙事的优点,体现了叙事诗与小说、戏曲文体互渗的趋向。梅村体歌行深受戏曲“代言体”的影响,复杂多变的叙事结构与戏曲叙事模式有共通之处。梅村体歌行多用“分折(分幕)叙事”,不仅故事富有戏剧性、有层次性,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戏曲的特点,每幕有不同的人物“。梅村体”歌行叙事方式,从“故事体”转向“人物体”,常以小说笔法入诗,在叙述宏大的历史事件时,注重场面描写,也采用虚构手法,来加强诗歌的故事性,使人物刻画与情节发展相得益彰。叙事诗的小说化、戏曲化,梅村体是一个成功的先例,对于我们研究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

吴梅村是清代诗歌创作领域接受元白长篇而独具面目的第一人。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存在若干异同。其同者:均为七言长诗,篇幅长大;均有相当比重的叙事笔墨,属于叙事诗的范围;都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铺衍展开,层层深入;都重视情感的抒发,富于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异者:元白所写事件多属对历史的观照,梅村所写事件皆源自生活的现实,由此导致二者情感沉痛度的不同;元白虽叙事而夹杂大量抒情笔墨和想象之词,梅村则以叙事为主,为一代存史,由此导致二者历史信实度的不同;元白长篇多浅显直白,不掉书袋,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由此导致二者阅读难易度的不同。此外,梅村歌行在作品数量和创作时间、选材的集中度上,亦均超元白,由此见出梅村取法元白而倾力于七言歌行的创作自觉和诗史意识。分析梅村与元白两篇同名《琵琶行》,可以对此异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考察清代论者视野中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关联和区别,更可以了解梅村对元白长篇创作接受中的利弊得失。

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

吴梅村力主“诗与史通”,其代表性诗作如百川贯海,汇成一部明、清之交的“编年史”。“梅村体”的个性特征在于:诗人用七言歌行体叙事,数量特别大;诗中融入了有关“个人荣辱”的种种感叹,展示了“人格失衡”的情感悲剧;胸罗万象,笔在蛇龙,尽情地挥霍人、事,洒脱地调度古、今;风骨如“女将征西”,庄重而华贵。

论“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

“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的作品在题材内容、感情色彩、艺术风貌诸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 ,除了源自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 ,时代风去变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梅村体”歌行与吴梅村剧作的异质同构:题材、主题与叙事模式

诗歌和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悬殊。正统诗学排斥戏曲的影响,然而明清发达的戏曲文化仍难免渗透到诗歌中。吴梅村既是清初诗坛领袖,又是曲界名手。"梅村体"歌行与其三部剧作在题材、叙事模式、主题上都有鲜明的相似性。即以"易代"为中心,作"传奇化"处理的题材;以时间"前—后"之"安荣—危困"的对比为基本叙事模式;以时代动荡中个人身不由己的悲哀为共同主题。这些相似显示了吴梅村没有严守诗歌与戏曲的尊卑界限,而是倾向于两者的融通。这一方面是清初戏曲抒情化潮流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吴梅村诗学观的开放。戏曲的影响增强了"梅村体"包容世情百态的能力;也说明融合不同时代的流行文化或许可以为古典诗歌活力的更新提供动力。

论“梅村体”对七言歌行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今人所论"梅村体"已不在少数,但多仅偏重某一方面。通过较为全面地论述吴伟业七言歌行对唐人歌行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以突出"梅村体"的特色及其杰出贡献,并进而说明吴伟业在清代诗坛的特殊地位。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本文以对“梅村体”的艺术分析为切入点 ,以七言古诗的声律特征为核心 ,对七言古诗的演变进程探本溯源 ,梳理出七言歌行中“齐梁体”和“盛唐体”两种不同体式在各阶段的衍进轨迹。在这一背景下 ,文章分析了“梅村体”

吴梅村: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是入清后的诗坛领袖。时局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激发了其愤怒之情,他以数量众多、艺术精工的七言歌行诗记述时事、反映社会,风格苍凉激越而缠绵哀婉,其诗歌被称为独步一代的"梅村体"而影响深远。

从《圆圆曲》与《长恨歌》看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区别

《圆圆曲》和《长恨歌》分别是梅村体和长庆体的代表作品。在创作上,《圆圆曲》受到《长恨歌》的很大影响,但是两诗在作者感情的抒发、表现手法、用典、叙述方式与叙述视角等方面有很明显的区别。

勇妓与怯将的对比——读吴梅村的《临淮老妓行》

“梅村体”名篇《临淮老妓行》以老妓冬儿为叙事主线,表达了吴梅村对明末史事的感慨,具有明显的“诗史”品格,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并且“一诗双写”地刻划人物形象,代表了“梅村体”隐括史事、叙事写作的一些特点。

老舍与吴梅村比较论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诗词名家中，老舍特别偏爱南宋的陆游和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吴梅村诗歌抒发的故国哀思、亡国痛楚，使身处军阀混战和抗战硝烟中的老舍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契合；以诗为史、“意与境浑”的“梅村体”七言歌行，深得老舍的赏识，为老舍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梅村体”对唐代七言歌行的继承与发展

"梅村体"较全面地继承了历史上七言歌行的优秀传统,尤其以唐诗为宗,学习借鉴初唐"四杰体"、杜甫"少陵体"和元、白"长庆体"最为突出。"梅村体"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诗歌内容更客观厚重,形式更工整日失丽,结构更新颖复杂,开启了七言歌行和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新格局。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

“梅村体”对唐代七言诗的继承与发展

"梅村体"指的是清初诗人吴伟业的七言歌行,"梅村体"具有双重含义,对于吴伟业本人而言,"梅村体"指的是七言长篇叙事诗;对于诗歌风格而言,指的是类似吴伟业风格七言长篇叙事诗。"梅村体"在叙事风格上和唐朝白居易、元稹的七言歌行相似,但不是单纯对唐朝七言诗的模仿,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创新,是在对唐朝七言歌行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个性特征的诗歌表现方式。

论梅村体的诗史特征

诗史特征是梅村体的首要特征。比较全面地结合吴伟业文学观点,指出他所认识的"诗史"包含"诗与史通"、"史外传心之史"两层含义,在创作实践中分别表现为"事俱征实"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论杨圻的梅村体歌行

杨圻（1875—1945），字云史，号野王，江苏常熟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官邮传部郎中，后出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辛亥革命后居家十多年，后困于生活，外出当过一段对问幕僚，抗战期间，避居香港，最后客死他乡，著有《江山万里楼诗抄》十四卷。在近代诗坛上，杨圻盛负诗名，康有为以“绝代江山”四字题其诗集扉页，张百熙则以“二十年后江东独步”期之，可谓推崇备至。本文就最能代表杨圻诗歌创作水平的梅村体歌行作简要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