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兰芳美、苏公演宣传材料中理论话语建构之变异

三十年代梅兰芳为其美国和苏联公演准备了大量介绍性的外文材料。材料多由团队写作与翻译,系在世界戏剧的潮流和出访国政治、文化等语境的他者视阈下,对何为戏曲、戏曲特质等问题的理论话语建构。通过细读和话语分析,并聚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可以发现,梅兰芳团队的言说内容与策略因目标受众而发生了变异,且有别于国内原有的话语。然而,观念的变异不代表内在的分裂,而意味着共时层面戏曲现代性追求面貌的多元和历时层面对戏曲认知的不断完善。材料虽然针对的是外国读者,但也潜藏了与国内批评者的隔空对话,其最终目的是巩固戏曲在国内的地位,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

《梅氏缀玉轩剧目》考论

考索梅兰芳能演和已演剧目是研究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重要课题,但因缺乏全面准确的记载,加之统计方法有异,故人言人殊。新发现梅兰芳纪念馆藏有《梅氏缀玉轩剧目》抄本一册,其著录的105个剧目大部分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有些则是能演而未演的剧目。著录者不是梅兰芳本人,很可能是著有《梅屑》一文的亚庸。其著录的最后一个剧目《花蕊夫人》,有人认为是尚小云所编演,但其问世早于尚小云编演的同名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未著录1927年12月26日在北平首演的古装新戏《俊袭人》,据此可推断其写定时间在1927年底之前。《梅氏缀玉轩剧目》出自梅兰芳故居,著录虽有遗漏,但它是当时著录梅氏能演和已演剧目最多的文献,既可从中一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梅兰芳超群的艺术功力,亦可见我国戏曲史由以剧作家和文本为中心向以演员和舞台表演为中心转型之新变。

《红线盗盒》的影像与文本

影像所展示的视觉形象是一种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在梅兰芳留给我们的大量扮装照影像中,1927年的《北洋画报》和加州大学数据库保存的1930年访美照片都混淆了《红线盗盒》与《霸王别姬》。被认作“梅派之标准戏”的《红线盗盒》,存在诸多未解问题:昆曲红线与京剧红线的首演时间存在不同观点;访日演出的是京剧红线,但在日本销售的明信片却采用早期昆曲红线的扮装照。无论梅兰芳在世期间还是逝世后出版的各种剧本集,均无《红线盗盒》戏剧本,在整个梅氏回忆体系中,《红线盗盒》也几乎被遗忘。红线形象最具有标志性的符号是胸前绑着匕首,这要追溯到原始文本唐小说《甘泽谣》和梁伯龙杂剧《红线女》这两部文本,它们或许可对此装扮符号具有指导作用。

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分析——以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为例

在我国“音乐传统”的传承延续过程中,京剧唱腔与民族声乐之间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一批新生的、特色鲜明的,最具京剧唱腔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这两首具有京剧唱腔风格与韵味儿的民族声乐作品,都与京剧唱腔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本文在研究中分析了《梅兰芳》《贵妃醉酒》作品对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同时对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运用的情况进行了探析。

斯坦尼观念的转变与梅兰芳因素

一、猜想,还是事实?——梅兰芳巡演对斯坦尼观念转变的影响随着莫斯科艺术剧院档案的公开和俄罗斯相关研究的深入,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观念上有一个根本性转变,这已经在俄罗斯学界达成共识。特别是谢尔盖·切尔卡斯基的一系列论文和那部八百多页的大作《演员的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波列斯拉夫斯基.历史.理论实践》的出版(2016),意味着这一观点已经“外溢”多年,造成了国际性的影响,我国也不会成为例外。在2024-2025中俄文化年,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擦肩而过的对话——鲁迅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莫斯科之行及其戏剧表演解读的对比分析

1935年初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及其京剧表演,引发了鲁迅和布莱希特两位中西现代文化名人的不同反应。鲁迅的态度是冷淡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的,而布莱希特的态度却极为热烈,评价也甚是积极。鲁迅的反应有其个人经验的影响,但更多五四精神启蒙文化立场的内在规约,布莱希特的反应有陌生化审视所生发的原因,但其现代实验戏剧探索的先在思考却无疑是更为内在的推动。两个人不同的反应,是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也典型而生动地印证了接受美学所提倡的创造性接受的理念。

借力与合力——从民国报刊看1946年“梅程竞演”

梅兰芳和程砚秋在20世纪40年代的艺术交往中存在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艺术暂停期,又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的上海打起了对台。他们之间是“交谊”还是“竞争”成为过往研究关注的核心。1946年的报刊对于对台戏的报道可以分为邀约(1946年9月末至10月初)、梅兰芳登台前(1946年10月)、演出开始后(1946年11月)、梅程对台格局已成(1946年11月末至12月初)等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主题进行梳理,可以展示20世纪40年代梅兰芳与程砚秋在上海携手戏院带动京津等地的戏曲表演者,以借力与合力的方式,共同为京剧寻找出路这一历史事件。

如何理解“梅兰芳”

谈梅兰芳表演艺术或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核心是梅兰芳,那么梅兰芳是谁,怎么理解“梅兰芳”,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关乎对梅兰芳的评价和对中国戏曲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梅兰芳”一词起码有三层含义,即梅兰芳个体(单数)、梅兰芳集体(复数)、梅兰芳象征。梅兰芳个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本义梅兰芳,或者狭义梅兰芳,是梅兰芳本我;而梅兰芳集体就是复数梅兰芳,这个集体大于“梅党”,梅兰芳是个体的,也是非个体的,个体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梅兰芳象征亦即代表性,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杰出代表。

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与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

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中,曾经策划了1918年《新青年》“新旧戏之辨”的胡适转变了此前的姿态,尝试发掘传统旧戏的现代价值。他为访美而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一文中出现的“原始”(primitive)和“停滞”(arrested)两大关键词反映了其文化策略,即通过“汉学”(Sinology)与“东方学”(Orientalism)将戏曲和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建立联系,以利其接受。然而胡适的文化策略塑造了一组悖谬:其一方面赋予了梅兰芳超越东西藩篱的“普遍价值”,一方面也证实了纽约学界仰慕和鄙夷交织缠绕的“东方主义”文化情绪。胡适的文化策略与他“整理国故”的逻辑互文见义——通过戏曲的“传统”再造其“现代性”,呈现了其沟通今昔以建构一致性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理路。

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热点、疑点与难点

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是近年来梅兰芳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围绕“作为史实及文献存在的访美演出”“报刊时评与学人想象中的访美演出”和“戏剧史上发挥影响的访美演出”三个不同维度,已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访美演出的史实考辩与价值再判仍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相关史料疑点仍存,通过边缘文献的新发掘与现有文献的再解读,厘清文献、史实与想象,再现“情境戏剧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需注意的是,在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着理论单一化、价值判断二元对立的隐忧,成为研究深进的难点。

梅兰芳访美演出剧目考辨与溯因

梅兰芳1930年访美成功的原因离不开梅剧团精心取舍剧目、合理组合剧目、适时适地变换剧目组合。梅剧团在154天访美期间,在美国六大城市、九大剧院成功演出96场京剧大戏,共推出35部传统剧目、改良剧目和舞蹈节目。为了顺应和适应美国观众的喜好,梅剧团取舍剧目的优先是形体动作表演为主,并符合中美两国的共享文化价值,包括尊重女性、公平正义、英雄情节、忠贞爱情。梅剧团运用“三剧一舞”的基本组合,作为每一场演出的基本准则,而且因时因地不断变换组合、调整剧目。利用美国地方报纸信息和运用溯因研究方法,考辩上演剧目的中英文名称、地点、时间、顺序、组合和内容,溯因梅兰芳访美成功的剧目因素,能够为梅兰芳访美演出这一历史性事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新的参考史料。

论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来源、形成与特征

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体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通过梅兰芳对《游园惊梦》的传承、发展,可以得到形象的解读。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是艺术传承与发展最根本的递嬗、演化,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遵循和艺术的创造,是得“道”,体系的根本和精髓也在这里。梅兰芳表演艺术思想和理论在他的戏与画关系阐释中得以充分显示。田汉、许姬传、吴白匋等对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梅兰芳表演学派的论述,是我们挖掘和充分认识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内涵的重要理论和学术资源。

从操演性理论看梅兰芳的访美演出

分析梅兰芳美国巡演成功的原因时不能忽视梅的男旦身份。梅兰芳是在“《享乐人》事件”之后登上美国舞台的,因此他的成功是以一种“现代男旦”的成功为前提的。舞台之上,梅剧团通过对男旦的策略性阐释使中国戏曲的“男扮女”传统获得了理解。而舞台之下,梅则时刻以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示人,因此赢得了美国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形成“共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兰芳访美既是向西方展示中国戏剧美学价值的一次旅行,也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的当下形态的历史事件。

梅兰芳故居的历史变迁——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坐落着一座古朴的北京四合院,漆红的大门上悬挂着由邓小平亲自题写的“梅兰芳纪念馆”牌匾。这便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承载着梅兰芳人生最后的十余年时光,也见证了北京城百余年的风雨变迁。一、朝迁市变:从王府马厩到名人寓所梅兰芳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曾是庆亲王奕劻府邸的一部分,用作马厩,亦供马倌居住。

论作为“思想者”之梅兰芳

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曾创作并演出多部经典之作,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与自身扎实的基本功、不懈的艺术追求,以及高超的艺术审美、深厚的文化素养乃至超卓的思想识见都密不可分。梅兰芳是一位思想者,“思想”是其创作出世纪艺术典范和取得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不能理解“思想者”梅兰芳,就无法完全理解梅兰芳的艺术及其表演艺术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作为“思想者”的梅兰芳:其一,梅兰芳的艺术思想不仅体现于表演中,更贯穿于其戏曲创作的全过程;其二,文化自觉是梅兰芳之时代担当的思想理性升华;其三,“移步不换形”是梅兰芳戏曲改革思想的重要表达;其四,《舞台生活四十年》作为口述史,是一部有着明确、系统的戏曲发展和革新思想的艺术实践总结之作。

民国时期梅兰芳、杜威与中美跨文化交流

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通过由浅入深地与“他者”交流,再进行由表及里的文化磨合,最后推动由点到面的文化外交,为中美艺术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梅兰芳1930年访美与杜威1919年访华各自代表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努力。尽管他们访问的时间和主题不同,但他们所从事的国际交流见证了中美跨文化研究的基本要义。首先,他们通过交流,从“他者”的反馈和折射,深化了对自我的认知,为完善和重塑自我提供条件。其次,他们通过浅层的顺应、深层的适应和更高层次的融合,促使中美社会和大众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传播,而且通过与当地文化的磨合与耦合,创造性地推动了文化本土化的效能。最后,跨文化交流往往具有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功能,梅兰芳与杜威在他国的文化交流中,难免对中美两国的民间外交产生影响,并在各自讲述文化故事的过程中,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和谐。

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

本书约7万字,萃选梅兰芳经典演出戏单约180张,图文并茂,基本勾勒出梅兰芳一生演剧的概况。从市场上看,以梅兰芳为专题的戏单,迄今尚未见到结集出版,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本书所收录的戏单,以梅兰芳舞台演出为经纬,其中不乏可称为精品、珍品者。

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和演唱要点——以民族声乐作品《梅兰芳》为例

21世纪以来,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引入戏曲元素屡见不鲜,一些具有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也颇受好评。基于此,本文具体结合《梅兰芳》这部作品分析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的演唱要点,希望为相关的演唱者或音乐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放大“梅乡”品牌 推进文化创新

2024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作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梅兰芳独树一帜的艺术造诣及其个人魅力跨越了国界,被誉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代表人物”“近现代戏曲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造诣、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对京剧艺术的推广都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跨文化戏剧”视角下英语学界的梅兰芳研究综述(1990—2023)

作为中国京剧大师和文化使者,梅兰芳曾访问日本、美国和苏联。尤其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访问苏联,更是将中国戏曲推向世界,使中国戏曲获得西方戏剧界“他者”的认同,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东西方戏剧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梅兰芳在海外的深远影响,不囿于出访演出一时,时至今日仍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论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学界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戏剧等角度,将梅兰芳表演艺术放置于东西戏剧的世界格局及文化语境中进行诠释,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通过梳理30年来英语学界关于梅兰芳研究的重要成果,分析其所呈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特点,或可在方法论上推进我们对东西戏剧交流研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