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梵学研究与西藏的梵文文献

梵学起源于古印度,流行于南亚及世界各地。梵藏翻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梵藏翻译活动,对藏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及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藏种类繁多的梵文文献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梵藏文献史料探讨海内外梵学研究史迹,简要分析、论述拉丁转写梵文与藏文撰写梵文之间的特点和异同,说明梵文文献研究最早起始于我国内地和西藏,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力量。

苏曼殊汉英互译作品集与梵学的因缘

苏曼殊编选的四部汉英互译作品集《文学因缘》、《潮音》、《拜伦诗选》、《汉英三昧集》中以收录的英译汉诗，苏曼殊翻译的拜伦、雪莱等西方诗人的诗歌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四部选集的序跋以及细节之处可以发现苏曼殊编选四部作品集的动机与梵学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苏曼殊对自身佛学身份的肯定，对梵文学习的热忱，对印度文学的喜爱都使这四部选集充满了禅风佛味，从而使四部选集与梵学缔下深厚的因缘。

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中国印度学脉络总述

佛学、梵学、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人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佛学是佛教东传的产物,佛教和佛学是两个有关联却不相同的概念,梵学和佛学在古代中国时常混用。随着现代对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印度主流文化认识的加深,梵学称谓逐渐流行。印度学的出现与西方殖民主义闯入后,印度的自我觉醒以及中国对印度新的认识紧密相关,中国对印度的研究也从佛学、梵学走向印度学。佛学、梵学的研究传统与来自欧美和现代印度的印度学研究是中国印度学研究两大源头,不仅在北京大学交汇融合,催生了中国印度学,而且自1949年以来中国印度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梵语与梵学:中印关系间的“文化公约数”

本文探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公约数",即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印度是中国的邻邦,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困局,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难点。梳理近代中印文化关系,泰戈尔访华开启了中印两个民族近代的友谊,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成万隆会议顺利召开也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要与印度人民缔结友谊,需要深入了解、学习印度语言文化。以梵语为载体的梵学将五印度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串联起来,也辐射到南亚东南亚东亚等大量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关系间的"文化公约数"或以南亚古典学——梵学为佳。

新疆尼雅所出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

新疆尼雅所出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林梅村解脱戒，或译“波罗提木叉”、“禁戒”，是一部规定佛教信徒行为和日常生活的佛教律部文献，梵语作Ｐｒａｔｉｍｏｋｓａ，巴利语作Ｐａｔｉｍｏｋｋｈａ，在犍陀罗语中则称为Ｐｒａｔｉｍｏｋｈａ。这部佛教律书收录了许多诗...

学问在中西之间──季羡林先生对中印文化的研究

学问在中西之间──季羡林先生对中印文化的研究王邦维季羡林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主要研究领域是梵学、佛教学、以及中亚的古代语言。其学术成就是国际国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在这些方面，羡林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时候，又与中国有关。这方面的学问，现...

黄宝生及其印度诗学研究

黄宝生是中国当代继季羡林、金克木之后又一位印度学研究大家。在《摩诃婆罗多》翻译研究、佛经研译及梵汉对勘、梵语诗学翻译研究,以及培养梵学新人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翻译驱动”与中国的印度学

中国古代佛学、现代梵学与印度学都是在翻译先行、翻译推动、"译"与"学"一体化的情况下起步和发展的,这种现象可概括为"翻译驱动"。一部中国佛学史,其实就是翻译驱动的佛典汉语转换及阐发与吸收的历史。在中国宋代以前的古代佛学中,"翻译驱动"表现为佛典汉译,是佛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译经(翻经)与佛学融为一体。进入20世纪后,当翻译对象由佛典转为印度教的梵典时,翻译驱动的传统得以接续,翻译驱动研究,但有时两者挤得太紧,致使著与译两种形式未加严格区分,其标志人物是徐梵澄。而以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印度学家,全面展开梵典及印度经典的翻译,并在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著译既严格区分又相辅相成。从古至今,翻译驱动的表现方式虽有不同,却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决定了我国印度学的独特风貌和基本特点。

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

所有的比较研究都同时含有同一性和差异性。这种充溢着智力难题的局面引起了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们所争论的究竟是同一事物还是不同的事物?人们可以用二者取一的办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这种局面又会重新出现,因为它与比较观点本身息息相关,而与比较的具体事例无关。我们还要继续“命名”到何时?因为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最终“事物仍然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也许,我们已经不喜欢“名称”了,因为它几乎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知识,我们可能倾向于“描写”,因为“描写”给予我们“事实”。但是,这种“描写”也像“名称”一样,永无止境,因为如同耆那教教徒很早就教诲的那样,它是我们持有的加drsti(概念结构)或采用的观点的一种作用。

《释名》书后

刘熙《释名》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前人已做了相当精博的研究。近年来,饶宗颐先生的《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尼卢致论与刘熙的释名》一文论刘熙《释名》不仅主音训,而且以动词名词之法与古天竺之书冥符。饶氏谓刘熙可能受有梵学的影响。饶先生指出:(《尼卢致论》最重要的是确立由动词推求名词的法则。

《周易》德文、英文校勘绪言(节选)

10年前,英文自德文重译的《易经》,在伦敦出版。中国的这部经书,似乎更为世界所知。这书自17世纪已有译本,最初是译成了拉丁文,是驻北京的耶稣教会(Jesuit)神甫所为。其次或直接或重译有法文本、英文本、德文本;值得称述的,至少有七个译本。这最近一英文本,出版于英伦,时在1951年。欧洲,尤其是西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产生了好几位很高明的东方学者。这情形值得稍加研究。要追寻其原因,竟可溯回到1869年法国人凿开苏伊士运河,东亚西欧的航程缩短了,交通愈加频繁,民族的接触愈多,文化交流愈多。

天地有大美

薄暮时分,晚风拂动,夕阳在亲吻天边的地平线。霞光闪耀,梵学书院娑罗树的树梢上藏着最美的宁静。大千世界的完美景象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面前,肃穆之美油然而生。我怎能抵挡住天地的诱惑,不曾心动?黄昏总是撩拨人心,回望历史。

美

夕阳坠入地平线,西天燃烧着鲜红的霞光,一片宁静轻轻落在梵学书院娑罗树的枝梢上,晚风的吹拂也便迟缓起来。一种博大的美悄然充溢我的心头。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已失落其界限。今日的黄昏延伸着,延伸着,融入无数时代前的邈远的一个黄昏。在印度的历史上,那时确实存在隐士的修道院,每日喷薄而出的旭日,唤醒一座座净修林中的鸟啼和《娑摩吠陀》的颂歌。

笑对人生 不辍治学——读《另一种回忆录》有感

季羡林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欧洲语言学大师——哈罗德·贝利

当代西域考古学研究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发现的死文字写卷的研究历来是这个领域的先导学科。这些写卷的解读不仅能帮助考古学家确定古城的年代,了解塔克拉玛干的沧海桑田;还能从中知道法显和玄奘等中国僧人从西天取回的经书的内容,因而一直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剑桥大学梵学教授哈罗德·贝利爵士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50余年,他的名著《九世纪书中的火祆教问题》(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