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的省略技巧

梵汉对勘发现,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省略采用了替代省略和非替代省略两种技巧。前一技巧包括数词替代省略、代词替代省略和名词替代省略,后一技巧包括意译省略和文法省略。省略产生的动因:受汉语和梵语表达规则的制约;受佛经翻译理论思想的影响;受归化与忠实观念的驱动。

从梵汉对勘和同经异译再谈汉译佛典中的“叉手”与“合掌”

根据梵、汉不同版本佛典的对勘研究可知,"叉手"在佛典中的意义为"两掌对合于胸前或额前,掌心微虚或紧贴",并无前辈学者所言的"手指交叉"义。结合同经异译和历代佛典用例的穷尽性统计可知,东汉及三国时期仅用"叉手",西晋逐步换用"合掌",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历时更替共生关系,原因是西晋时期世俗叉手礼形成,译师为别义而新造出"合掌"进行对译。这也是译经成熟期追求译经词语表意准确性的必然要求。

基于梵汉对勘的东汉译经中“V(O)已”结构研究

中古时期,汉译佛经语料中的“V(O)已”结构较为常见,前辈学者已有讨论,但仍有问题尚未解决。梵汉对勘发现,表先行动作完结的“已2”主要对应梵文的绝对分词;表非先行动作完成的“已2”对应梵文过去分词,认为“已2”是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在汉语本有的“已1”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受到了语言外部接触和内部发展的共同作用。

从梵汉对勘看中古译经中“形+X”结构的特殊用法及其形成

"形+X"是一种典型的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从梵汉对勘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古译经中"形+X"结构的特殊用法及其形成。"形+X"结构的特殊用法有:(1)表示嘲笑、侮骂。(2)作谓语、宾语和定语。(3)"形""X"都有嘲笑义。(4)使用频率高,只见于译经不见于中土。其形成过程展现为汉语借用双音"形+X"语汇对译表嘲笑义的梵语词,其形成的机制是语法复制,其形成动因是佛经翻译。

《無量壽經》的念佛方法——梵漢對勘的解讀

《無量壽經》(大本《阿彌陀經》)為成立於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經典,却在漢傳佛教圈大放異彩,發展出以持名念佛為主流方法的净土學派。稱名念佛的盛行,加上漢語'念'字的語義模糊性,中國佛典注家不自覺地以持念佛名解釋《無量壽經》的念佛法,如此可能隱没經中原本教導的實踐方法。有鑒於此,透過語義疏通來了解其中念佛的文義,是修學此經法門的重要基礎。本文通過梵漢對勘進路來厘清《無量壽經》涉及念佛的文句意義,以便進一步探索其念佛實修方法。此經'念'的對應原語有'manaskara'(作意)與'(samanusmarati)'隨念,令人聯想到佛隨念(Buddhanusmrti)的傳統。由於《無量壽經》本身缺乏對念佛内容的具體説明,參考至其時代為止的念佛傳統的憶念、思維方法,實有助探索此經念佛方法。初期佛教經典是以隨念如來的十號為主,其後發展出憶念佛身相好、種種功德的方法;初期大乘經典《大品般若經》大抵不出如此的隨念内容;《般舟三眛經》的念佛方法先以專念阿彌陀佛導入,以佛身的憶念為主,除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還特别提出憶念佛身的光明徹照。世親《往生論》也提到稱嘆阿彌陀佛的'名號',并能依其'名義'的'光明智相'而修行。足見憶念阿彌陀佛的色身形相,佛身光明為其要項。

《大正藏》本《佛所行贊》校勘札記——基於梵漢對勘材料

漢譯佛經文獻是傳世語料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年代久遠,在傳抄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錯、衍、脱等文字)誤或者用語改動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漢譯佛經文獻語料價值的充分挖掘。與一般的中土文獻不同,漢譯佛經文獻性質相對比較特殊,本文針對漢譯佛經的特殊性質,結合梵漢對勘材料,對《大正藏》本《佛所行贊》進行了校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大正藏》日後的修訂工作。

从梵文文法看敦煌文献同素逆序词形成的原因

"同素逆序"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导致其出现有多种原因。对于敦煌文献中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文章采用"梵汉对勘"的研究方法,对来源语——梵语中并列复合词的构成方式进行溯本求源,探讨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产生的原因,揭示汉文佛典对汉语词汇构成的重要影响。

竺法护翻译佛经的原典是否梵经

竺法护是西晋高僧,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佛经翻译家。有的学者根据竺法护的传记资料认为,他翻译佛经的原典取自西域,是用西域文字写成的"胡本",而不是梵文经典。通过综合考察竺法护的传记及其所译佛经的序言、后记,并运用梵汉对勘法进行辅助考察,我们推测,竺法护译经有些要籍,其原典很可能是梵文佛经。有些汉译佛经取自西域,但其原典未必是用西域文字写成的。通过中外文献对勘法来确定原典的版本和语言,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汉译佛经对梵语从格的翻译——以《无量寿经》和《维摩诘经》为例

运用梵汉对勘的方法,全面考察了《无量寿经》和《维摩诘经》对表起始处的梵语从格的翻译,并对其中因翻译梵语从格而出现的特殊语法现象作了详细分析。在两部汉译佛经中,译者都采用汉语中具有相同功能的介词短语"从/于NP"和框式结构"于NP中/间"对译表示起始处的从格。由于梵本语序的影响,《无量寿经》中指示起始处的介词短语"从NP"和"于NP"位于动作作者之前,而不是与指示终到处的动宾短语一起位于动作作者之后。在《维摩诘经》中,对译从格的"于NP"位于求索动词"求"之前,指示求索的来源,而不是像中土文献中一样以"求N_(对象)于N_(来源)"表示求索的来源。

從梵漢對勘角度分析副詞"當"的詞義

梵(巴)漢對勘發現,東漢早期譯經中情態動詞"當_(1)"(義務義)與情態副詞"當_(2)"(認識情態義)、時間副詞"當_(3)"(將來時間義)和語氣副詞"當_(4)"(深究義)分别發生關係,存在"助動詞(情態動詞)>認識情態副詞""助動詞(情態動詞)>時間副詞""助動詞(情態動詞)>語氣副詞"三個鏈條.

玄奘译经的语言学考察——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本文将《阿毗达磨俱舍论》原典与玄奘译本对勘,考察玄奘译经与原典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玄奘译经中由于受原典语言影响所产生的异于中土文献的语言现象,并分析玄奘跨越梵汉两种语言类型差异的翻译策略。玄奘运用仿译的方法来翻译梵语原典中的语态范畴,“能V”是主动语态标记,“所V”和“可V”是被动语态标记。梵语与汉语的小句联结方式存在类型差异,玄奘将原典中的五类语法现象译为复句,从而准确再现原典中谨严的逻辑关系。玄奘为了使译经易于了解,添加了“颂曰”、“论曰”、“……言”、“……者”和“言……者”等语言标志。

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汉译佛经文体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四字格的大量使用,即四字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这种文体特点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玄奘是中国四大译经师之一,他的译经有着强烈的追求四字格的倾向。本文运用梵汉对勘方法,将《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文原典与玄奘的译本逐句逐词对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玄奘译经中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添字、复陈、省译、互文,以及这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以《妙法莲华经》的梵汉对勘为基础

本文通过对《妙法莲华经》进行梵汉对勘和异译比较,发现汉译佛经话题结构的一个特点,即不管梵文原典中有没有直接对应词,只要遇到话题转换,在译文的句首话题位置经常会添加诸如"尔时"、"今(者/日)"、"复次/次复"、"(复)有"等显性标记词,借以开启新话题,使得句子或子句之间原本隐含的界限更加明晰,因此为佛经翻译者所青睐,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汉语作为话题优先语言,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时有使话题突出的内在要求。所以译经有意添加话题转移标记的倾向并未违反汉语自身结构的组织原则,反而突显了汉语的类型特征,加速了汉语句子话题化的进程,即向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迈进。

从《金刚经》梵汉对勘看玄奘的翻译语法观念

本文在梵汉语言对比的基础上,讨论玄奘在从梵语到汉语的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从梵汉对勘可知,玄奘在翻译梵语多义词时,严格区分实词与虚词,虚词多采用音译的方法。玄奘严格区分时体范畴与情态范畴。"当"不仅有情态用法,而且可充当将来时标记;"应"仅有情态用法。从梵语呼格语法范畴与玄奘汉译本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可推知玄奘对汉语句子成分语法、语义功能的认识。以翻译和语言学研究为目的的梵汉对勘、同经异译比较是玄奘翻译研究的重要方法。

从梵汉对勘看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形成

"所有"的全称量化用法在东汉已经出现。从梵汉对勘可知,全称统指用法"所有"来源于可以提取宾语的关系从句标记"所"与动词"有",与梵文原典中的yāvat量化关系从句有关,以某种已知范围内全部事物的数量来说明未知事物的数量。"所有"的形成是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梵汉语言接触和借用引发的"结构缺位"填补。佛经译者的创造性翻译与佛经读者理解之间的错位是双重分析得以发生的原因。

汉译佛典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并列成分后置

文章报道了汉译佛典中出现的一类特殊句式。在这一句式中有一个与连词组合的名词性成分置于全句末尾,这个后置的名词性成分和其前的某个名词性成分存在并列关系,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作"并列成分后置"。这类后置的并列成分包括四类,即"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和"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文中通过同经异译及其他例句详细讨论了这四类后置成分,并通过梵汉对勘对它们的成因作出解释。

也说“白衣”

"白衣"在先秦文献中已出现,东汉以后常用来指佛教在家者。佛经梵汉对勘研究表明,这一新义项是汉语向梵语源头语词汇avadāta-vasana(或avadāta-vastra)义借的结果,并非由"黑衣"表僧人相因生义而来。

异质语言特殊用法与语言接触——以汉译佛经中全称量化词“敢”之来源为例

中古汉译佛经中“敢”有表全称量化的特殊用法。关于其来源目前尚无定谳,有词汇沾染说,亦有月氏语影响说。本文发现是译师们将原典梵语中既表充分条件又表全称的yat kimcid……sa sarva句式翻译为“敢……皆”构式,产生全称量化用法。“敢”吸收并承载了“敢……皆”构式的全称量化义。其产生动因是因充分条件义和全称量化义逻辑上相通,yat kimcid……sa sarva句式在梵文中有充分条件和全称二义,则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来译者以为汉语“敢……皆”构式也可如此。语言特殊用法的产生在同质语言中往往受特殊语境及特殊句法结构影响,在异质语言中常常因语言接触导致,“敢”表全称量化用法很好地诠释了后者。

汉译佛经音节衬字辩说

以往研究认为,为配合佛典四字一顿的特殊文体,汉译佛经中出现了诸多专用于凑字数而不表达任何语法意义的音节衬字,大量介于动名之间的"于/於"字就是其中一例,而实际对勘《妙法莲华经》的结果则有望修正以往观点。汉译佛经中大量介于动名之间的"于/於"并未改变其原有介词属性,仍然用来标明其后名词的语义角色;而且由于直接对译原典梵语中相应的名词格尾变化,更加突出了"于/於"在译经中用作语义格标记的性质功能。

从梵汉对勘看《金刚经》菩提流支重译本的异化特征

《金刚经》现存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笈多、玄奘和真谛等六种汉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是《金刚经》的第一个重译本。因为有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位译经巨匠的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被看作是与鸠摩罗什差异不大而无新意的译作。但通过梵汉对勘与同经异译的比较可知,鸠摩罗什译本表现出明显的归化翻译特征,菩提流支的译本则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异化翻译特征,在翻译上尊重佛经原典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保存了印度文化的特征,务求译出与佛教教义及礼俗相关的内容。菩提流支译本已经对鸠摩罗什的归化翻译方法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得到了玄奘的认可与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