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持续深化的新阶段,而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之间的不协调却逐渐显现出来。从目前的相关规定以及实践运行效果来看,新监察制度在管辖范围、被调查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处置权行使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存在冲突,其冲突实质来源于国家权力统一管理下的检察职业化管理。国家虽然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统一管理,但还需为检察职业化建设留有空间。因此,有必要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重申检察官惩戒制度的重要意义,在发挥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官惩戒制度建设倒逼作用的同时,从厘清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的管辖范围、构建以《检察官法》和《检察官职业伦理》为核心的职业规范体系,以及明确监察制度与惩戒制度管辖重叠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来消解新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冲突。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责关系的改革,是通过重塑权责关系,达到以"责"束"权"的目的。但这项改革未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动力问题。职业化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从根本看是一项重要的职业保护制度。我国近年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背离,该制度有沦落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辅助性制度的可能。对此,有必要明确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各自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检察官惩戒审理程序、惩戒依据体系建设、惩戒措施体系完善等方面完善检察官惩戒制度,实现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

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困境及其应然走向——以检察权性质、组织模式为分析视角

检察权性质、组织模式是影响检察官惩戒制度建构的重要因素。我国检察权是偏向于司法权的混合性权力,这决定了我国适合建构多层级的检察官惩戒机制:对于可能危及检察官身份的惩戒权限由中立和公正的第三方按照正当程序行使,而对于不会危及检察官身份的惩戒权限则由检察机关自行掌控。我国在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过程中,忽视了检察权的混合权力特性,深受科层式检察权组织模式的束缚,致使改革呈现出"原地踏步"的困境。要化解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困境,必须正视检察权偏向于司法权的权力属性,冲破科层式检察权组织模式的束缚,进而对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走向予以正确的引导。

检察官惩戒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检察官惩戒制度与监察机关对检察官违反职责行为的处理,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应当确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程序前置原则,调查主体实行"双轨制",在兼顾干部管理权限和违反检察职责行为的性质、类型基础上做好分工,明确检察官惩戒与纪检监察职能的边界,保持惩戒尺度的一致性,在初核、立案及调查等环节加强沟通、协商和协作配合,理顺并建立惩戒程序与纪检监察程序的衔接机制,推动检察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检察官惩戒制度体系构建——基于对域外检察官惩戒模式的经验借鉴

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检察官惩戒制度本质上是以负强化的形式引导、修正、规范检察官的职务行为。惩戒主体的独立性、惩戒程序的司法化、被惩戒对象的救济权以及非正式惩戒的运用是从域外经验中得到的启示与借鉴。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由启动、审理、决定和救济四个环节及惩戒措施组成的五维一体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