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检察局对松井石根的检控决策及其意义

作为东京审判的检控机构,国际检察局自1946年初开始对甲级战犯嫌疑人松井石根展开战争罪行调查。检方最初试图建立松井在1933-1945年间的亚洲主义活动与日本国家的大东亚政策推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指控他犯下反和平罪行(甲级战罪),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指控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南京大屠杀一案相关证据不断涌现,松井犯有普通战争罪的证据日益凸显。国际检察局内部围绕着松井能否单凭普通战争罪而成为甲级战犯发生意见分歧。最终,检方取得了甲级战罪法庭被告的普通战争罪与反和平罪并重的共识,并将松井石根确定为二十八名被告之一。法庭对他的判决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追责指挥官不作为的典型判例。而南京大屠杀这一日军代表性暴行也由此得以在战后国际法庭上进行审理。

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

1945年12月6日,国际检察局美国团队抵达东京,随即开始了法庭选址和起草《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等前期工作,建立了调查处、文献处等机构,划分、确立了调查时段及重大事件。翌年,随着各国团队陆续抵达,成立了由11国检察官及若干核心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协助决策和协调起诉工作,并确立了文件收集、实地调查、审问或询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方法。国际检察局调查人员审问了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面谈了驻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及去过南京的作家,翻译了德国外交文件,调取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原件,并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通过上述机制和方法,调查者还原了日军占领南京的过程及随后发生的暴行。在不长的时间内与南京暴行有关的主要证人和证据被纳入调查视野并获得了相关的证据,这也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刑事执行检察局创设的个案研究——源于山东费县检察院的试点

山东省临沂费县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的设置,不仅为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现人权保障、强化检察院的监督制约职能提供了组织机构条件,更是检察院内部组织机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宪政精神和法理依据的合理创新与变革。首先,其设立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宪政使命使然;其次,其设立是实现司法公正、人权保障之需要;再次,刑事执行检察局设立是法定职权合理运行之实践结果。其创设不仅具有宪政意义、法律意义,更具有时代的先导性,值得借鉴和深入探索。

对建立职务犯罪检察局的构想

现行的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和渎职侵权侦查局在检察侦查权的配置上不够合理,应建立统一的职务犯罪检察局。职务犯罪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必须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要求。为保证这项改革正常进行,应解决相关问题。

王天玺:检察战线的特种兵

山东省蓬莱市检察院,有一位来自武装警察航空特警部队的转业军官,20多年来,他先后在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局、乡镇检察室和控告申诉检察科、举报中心担任过和正在担任着领导职务,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在检察战线。

检察战线的“冷面剑客”

忠诚可靠、恪尽职守,技能竞赛拔得河南省头筹的'出色法警';秉持公心、维护正义,对罪恶嫉恶如仇,对工作敢拼敢闯的'优秀公诉人';敢于监督、勇于亮剑,始终坚守执法忠实与法律底线的'省侦查监督业务标兵'。他就是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负责人王进,一位检察战线的'冷面剑客',群众心中的'人民公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驻日盟军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法庭正式开庭前后，国际检察局三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取证，在中方的配合下搜集了许多日本侵华及日军在华罪行的证据，并找到十多位重要的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搜集到的证据和找到的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监所检察应改为刑事执行检察

一、监所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增加了社区矫正等新的刑罚执行形式,为人民检察院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又给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加强监所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传统的刑罚执行监督理念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监督的内容、方式,进一步明确了执行机关在建议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时主动接受人民检察院监督的义务,为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法制环境.

国民政府之日军罪证调查问题再考察

日本侵略中国14年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暴行。1942年,同盟国开始筹设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号召各国调查搜集德意日战争罪行证据,以备战后对战犯进行法律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对日军罪证进行调查,但因调查机构和调查方法存在弊端,调查成果不佳。二战结束后,国际检查局在中国检察处和国民政府相关机构配合下,赴中国调查取证,并确定了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为法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判决提供了重要证据。但因证据的缺失和美国对战犯的庇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犯下的暴行却没有得到惩处,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京审判是不完整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