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指令权的实体规制

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检察指令权的规制问题。应当明确我国检察指令权的适用条件、界限及其效力,即应将便宜主义下需要统一裁量基准的、需要统一法律解释的、需要提升检察效能的以及需要避免检察官误断或者滥权的事由作为适用检察指令权的积极事由;而将法定主义、检察官客观义务、证据评价、法律确信以及诫命规定与合法性义务作为我国检察指令权不可逾越的界限;此外,还应明确我国的检察指令仅具有柔性效力,并基于审批型检察指令和非审批型检察指令的区分而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以弱化我国检察指令的刚性效力。

检察指令权的程序性规制

对检察指令权进行程序性规制是协调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关系,确保检察官独立性的重要举措。我国检察指令权的运作存在规范性不足、透明度不强等问题,应在遵循检察规律原则、法治原则、透明原则的基础上,从检察指令的信息保障、检察指令的书面附理由程式、检察指令的公开、检察指令的沟通交流机制、检察指令实现机制的规制以及检察指令争议的裁决机制等方面加强对检察指令权的程序性规制。

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的完善

检察一体保障功能体现为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保障。世界范围内的检察一体保障制度可分为外部保障模式和全面保障模式。目前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存在外部保障较弱、内部保障较强的问题,应建立以外部保障为主、内部保障为辅的折衷保障模式,并从增强检察机关的整体独立性、完善检察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有效规制上级指令权、确立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等四个方面,完善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