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利益平衡下的股东查阅权

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法的基本趋势,但就查阅权制度而言,不应当只强化与保护的单向选择,而应在多种利益选择中寻求某种平衡。我国应尽早出台有关司法解释明确"正当目的"的判断标准,强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账簿的权利;同时股份有限公司缩小股东查阅范围,由外部专业人士对公司的财务予以全面检查,是一种更有效的安排。

公司股东知情权研究

股东知情权是指公司股东所享有的对与公司经营管理有关的信息进行了解的权利,主要包括积极主张的权利和消极获取的权利。本文以佳德公司与四位股东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为分析对象,对此类案件涉及的三方面争议焦点包括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正当目的"的判断、知情权范围进行分析,并延伸考虑我国引入检查人制度的可行性。

股东知情权的若干争议与探讨——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为背景的考察

鉴于新营商环境的发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出台,股东知情权内容进一步细化。其中存在许多原则与制度间的平衡,包括法定权利保障与意思自治、信息披露与商业秘密保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等。司法实践中,股东知情权诉讼成为近年来较为常见的诉讼类型,由于法律的不周延性,如出资瑕疵股东与隐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股权已转让的原股东是否具有主体资格、知情权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等争议较多,不同法院的判决各异。应扩展股东知情权内容,将股东知情权瑕疵纳入公司决议瑕疵,并引入检查人制度加以完善知情权的保护。

经济纠纷中股东知情权行使存在问题及解决路径——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97条赋予了股东法定知情权的原有基础上,2017年正式施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原有规定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但在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过程中仍然留有一些问题,如股东查阅特定材料的范围较小、行使主体资格未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母公司股东知情权行使受限等问题。为了更好扭转股东弱势地位、方便股东行使权利,亟须允许查阅会计凭证、明确行使主体资格、设立检查人制度、构建知情权穿越制度以保障股东知情权的有效行使,进一步完善我国股东知情权制度。

股东知情权的限制与保障——以股东查阅权为例

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强了股东知情权保障与救济的可操作性。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就股东知情权中的股东查阅权而言,行使查阅权须受三个方面的限制:不应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不应影响公司的运营效率,不应损害公共利益。考虑到我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因素,我国股东查阅权制度的完善应以引入英国的检查人制度为主,即建立公司检查人制度。既对大股东权利进行限制,又对中小股东的查阅权予以保障,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还应完善相关具体制度,以限制与保障股东查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