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法冲突的法理分析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检法关系比中国的检法关系更让人值得关注,中国的检法冲突已经成为法治进程中具有鲜明特征的现象之一。毫无疑问,这是影响司法改革的重要因素。检法冲突不仅是当前的危害,更有可能是长期存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忧患,正因如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厘清检法冲突的现状,描摹检法冲突的高发地带,评析检法冲突的特征和缘由,检视检法冲突的两极,预测检法冲突的前景,有利于更好地探讨检法冲突的本质和解决路径。

认罪认罚中的检法冲突及其析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运行到全面实施,检法两家对认罪认罚案件在审理模式、认罪内涵、精准量刑等诸方面均存在不同分歧,再加上基层检法两家司法能力的不足,制约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用的更大发挥。从维持制度生命力和基于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检院对精准量刑建议的实践应该缓步行之,待经验成熟后再普遍推行较为稳妥。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争讼问题上,可考虑在以后修法时予以明确,设置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之例外规定,以减少当事人讼累、维护法院生效判决之既判力和司法权威。

浅析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检法冲突现象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中长期存在检法冲突现象,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所表现。检法冲突不利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健康发展,立法机关应当积极协调检法之间的冲突,尽可能取得共识,通过更高层次的立法缓和冲突。

检法冲突与司法制度改革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演进历程中,尽管具体的司法制度屡经更迭,但整个司法组织间则一直保有一种高度一致的协调。新中国四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亦复如是。然而,从1992年开始,中国两大司法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解释以及具体执法工作中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罅隙。当司法人员面对两个互有冲突的司法解释处于执法两难境地的时候,似乎不曾有人意识到,检法冲突是中国司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冲突与完善:基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属性分析

如何确定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权,检法两家基于各自的立场,从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到实践中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既有规则冲突也有实施冲突。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规定,既宽泛又缺乏操作性。为了解决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实践中的检法冲突问题,必须认清检察监督的宪法属性、法律属性和监督属性,必须立足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来处理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权与法院审判权、诉讼当事人处分权关系,实现从行政诉讼的抗诉监督走向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

有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司法解释权在废问题争论由来已久，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该问题再度突现。本文通过对刑事司法解释权运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分析，揭示了检察权、刑事司法解释权属性，认为刑事司法解释权系检法两家共同共有，并提出了解决检法冲突的出路。

审判中心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冲突与调和

作为本轮司法改革中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举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自提出以来就引起热议。二者在顶层设计呈现并行不悖、良性互动的外衣下,实则存在两向构造的冲突,在实践中则外化为“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的逻辑争议,以及背后反映的利益碰撞。为防止该逻辑争议与利益冲突对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形成掣肘,有必要回归制度设计原点,立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语义,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探讨“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在践行过程中产生冲突的原因与对策。

“一般应当采纳”条款适用中的 “检”“法”冲突及其化解——基于对《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范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认罪认罚案件中指控权对裁判权的限制,但该条文并未改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工、配合、制约的基本格局。不管是在罪名选择、事实认定,还是在量刑方面,“一般应当采纳”的要求意味着法院需要奉行有所侧重的实质审查理念,从宽进行实体性判断,尽量尊重得到辩方认可的控诉意见,避免“检”“法”冲突。而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法院只宜在案件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适用条件或者指控意见明显不当时,才可以不受量刑建议的限制,依法作出判决。第201条适用中“检”“法”冲突的形成,与二者不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带来的角色转变,以及二者对认罪认罚及其认定权的认识差异和对量刑标准或从宽幅度的不同理解等因素有关。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检法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本文分析了检察监督实务中包括检法冲突在内的一些实际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还认为，对民事诉讼实行检察监督也是一种权力。

在司法困境中探索民事执行监督新途径

本文通过对当前民事"执行乱"现象和民事执行监督现状的剖析,指出检察院和法院在民事执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冲突做法,同时结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执行方面的规定,提出探索民事执行监督新途径的五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