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再评析

1933年的《中关棉麦借款协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达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罗斯福的战略考虑与政治远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其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试论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的得失

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打着赈灾济民的旗号,同美国签订900万美元的中美美麦借款合同。借款实施后不及三月,就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使中国不但失去重要的工业基地,而且一向占出口大宗的大豆、小麦等产品来源断绝,关税收入锐减,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日益困难。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时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1933年棉麦借款——中美经济桥梁的建立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棉麦借款合同》,美国给予中国棉麦借款,这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不公开的变相经济援助,但它也是中美经济取得联系的桥梁,也是两国逐渐走向政治、军事联合抗击日本的行动的开端。

华商纱厂对中美棉麦借款的宣传困境与应对策略

1933年5月,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荣宗敬参与下,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4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美棉,其他用于购买美麦、美粉,以实物易取现金使用。中国方面以统税收入作担保,3年还清。但因华商纱厂无力承购,日商纱厂受中日关系影响又不愿承购,最终该借款金额减至1000万美元,并于1944年底本息全部偿清。^(①)

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签订后国内的反应

1933年5月29日,中美签订棉麦借款协定。借款消息传回国内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国民政府到社会各界及共产党人纷纷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大多关注协定本身的作用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1]本文拟对时人的观点做一考察和梳理,以探讨国人对该借款协定签订的反应。

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再探

1932年秋至1933年初,中美二次美麦交涉失败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美棉借款谈判,宋子文赴美后签订的中美棉麦借款,即为1933年美棉谈判的延长。这笔借款得益于国民政府赴美前的秘密接洽,也得到中美双方高层的支持,最后达成的借款规格远高于之前的麦款和棉款。对国民政府而言,易货变现是一种挑战较大的方式,中方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在浓厚的政治色彩之下,又保留了较强的商业属性。麦棉借款的经济效应未能充分实现,但从财政角度而言,它是国民政府借外力以自救的一次有益尝试。

棉麦借款、亲英美派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初步建立

1933年,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国民政府中的亲英美派向美国大量举借棉麦。他们此举是想拉近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应对日本愈来愈严重的侵略威胁。由于日本的破坏和蒋介石的不支持,借款没有达到制约日本的目的,亲英美派也在政治上严重受挫。棉麦借款为以后的对美借款树立了模式上的参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因此建立起来,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美国驻华使馆1936年3月中国政情报告

Ⅰ.概述 日本大使和中国外交部长就调停问题的系列磋商并未取得具体进展;中日关系的重要走向似乎静待东京形势的明朗。中国对日货在华北走私的抗议是徒劳的,据报道日本正在利用该形势论证中国应当接受广田计划.

《拿来主义》的重新析论

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深入地揭示《拿来主义》的论证逻辑系统及其写作主旨,至今还存在着:鲁迅是对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文化遗产问题,构成分歧意见。我们认为:鲁迅“拿来主义”主张的提出,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拿来主义”原则施用的范围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两方面;具体泛指“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全文的落脚点是如何使“人”成为“拿来主义“的“新人”,造就了这样的“新人”才能创建的“新文艺”。

《拿来主义》不能被删除——与刘洪海先生商榷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写于1934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入选高中语文教材。鉴于其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拿来主义》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从没有改变,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今天,由于写作背景复杂,内容艰深难懂,加上近代与当代文化的差异,鲁迅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有些已经被清除出了中学语文教材,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友邦惊诧＂论》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评析

1932年 1 2月 ,国民政府颁布了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 ,规定所有的进口产品标记原产国名。但是 ,由于 9·1 8事变以后排斥日货运动的加强 ,该条例的施行必定打击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日本政府通过中美棉麦借款的现金化问题强迫国民政府改变该条例的内容。国民政府为了实现棉麦借款的现金化而且平息日本政府 ,特别是日本军部的抗议 ,不得不取消排日政策。该条例也随其变形 ,终于流产。

宋子文的美欧之行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外交

1933年4至8月,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借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机会,对美欧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访问,以寻求列强和国联的对华援助,抵御日本的侵略。宋的美欧之行,引起了日本的严重关注。日本政府认为,宋的美欧之行表明南京政府(特别是英美派)是在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路线,是欲借列强之力,排斥、打击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所以竭力予以阻挠和破坏。宋的美欧之行。充满了中日间的外交斗争,它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外交政策的矛盾和对立。宋的美欧之行的结果,还对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和对日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宋的美欧之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外交政策及西方的远东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