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副古人骸骨 赋予过不同的艺术生命——《棠棣之花》版本研究

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在30多年的不断改写中,先后有过十来个不同版本。对这些版本进行研究,发现:同一个古代故事,因为在不同时期赋予过不同现代意识,而形成不同的艺术生命,从而使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对这些版本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借一斑以窥全豹”地见出郭沫若不懈地为新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作建构、阐释、宣传工作的良苦用心。

从《棠棣之花》看郭沫若创作主旨的转变兼及日本影响

从《棠棣之花》这部剧作入手,透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主旨的转变,以及他在这种转变中对日本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棠棣之花》的原型意象及位移

郭沫若的戏剧《棠棣之花》使用了大量原型意象,兼具弗莱神话—原型理论中"传奇"模式的特质。该剧还结合现实需求,经过艺术的选择和重构,巧妙地进行了原型的位移,以获取独特的艺术美感,使《棠棣之花》的人物和情节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原型特质。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系列历史悲剧的发端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随着抗日战争民族斗争的烽火走向了成熟的阶段,以其战斗的风格,悲剧的艺术,磊筑起了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六大历史悲剧的第一部。它的成功,迎来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成为作家大型历史悲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显示出作家历史剧艺术的独特风格。

历史与现实的艺术交融——评首届中国艺术节的郭沫若《棠棣之花》演出

“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兄弟呀,去吧！” 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尽管时过境迁,但那鼓励人心的歌声依然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历史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曾经作为文艺战线上的重型武器产生过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四十周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棠棣之花》

谈《棠棣之花》的几处败笔

郭沫若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整理完毕的《棠棣之花》是一部成功的史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对此,我们已在《【棠棣之花】的人物形象及创作方法的异彩》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但是,毋庸讳言,正象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大都有各自的缺点一样,《棠棣之花》的创作亦自不免有它的疏失。这些缺陷,往往与作者的观点有关,同时也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所损伤。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些不足之处。

小角色 大作为——《棠棣之花》酒家女形象解读

《棠棣之花》中的酒家女春姑一角以其鲜明的个性为读者所喜爱,而次女主角的身份往往遮蔽了她在剧本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卸下配角的面具,酒家女春姑身上承载了作者殷切的希冀。酒家女是大胆反抗传统,勇敢追求自由平等的叛逆者;亦是受聂氏姐弟为正义献身行为所感召,投身抗争的勇敢追随者;更是追求“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抗争引领者。

《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与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

综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每一部作品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与郭沫若自身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紧密联系着。这些作品,为我们从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棠棣之花》在郭沫若的全部作品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作者说:“本来这《棠棣之花》的完成,由民国九年到现在,是绵亘了二十二年的岁月。中间经过了好些次的删改。……这些资料如收得齐全,我倒很想把它们汇集起来,以表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但这工作,恐怕比重新创作一种剧本还要艰难吧。”摆在我们面前的诗剧《棠棣之花》、二幕历史剧《聂》

棠棣之花:感人肺腑的手足之情

套用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话说,春秋,是最坏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说它最坏,是人性的丑陋与凶残在当时暴露无遗、肆意施虐,翻看《左传》《国语》,扑面而来,就是君臣喋血、父子仇杀、兄弟相残、夫妇反目的血雨腥风,人性的底线无休无止被击穿,道德的规则肆无忌惮被践踏。说它最好,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还是有人坚守住做人的根本立场,没有沦为禽兽,保留了人性的微弱之光,甚至不惜以鲜血与生命来证明“人”的价值,带给这个世界以永恒的希望。《左传·桓公十六年》中追叙了卫宣公两位儿子手足情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捐躯,争相赴死的故事,是那样的感天动地,可歌可泣,是那样的荡气回肠,震古烁今,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圣洁光芒的闪耀,让我们感受到灵魂高贵人格尊严的永恒魅力!

危机时刻的美学与政治——以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为中心

《棠棣之花》的历次修改均对应着现代中国的“危机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历次修改中,聂政的“暗杀”色彩消失,聂嫈和酒家女的“扬名”之举得到凸显。这些修改对应着晚清以降的革命者身份变迁,其中渗透着郭沫若用以对抗阴谋政治的“真诚”理念。传统伦理在剧中被更新为可以无限扩张的“最广泛的同类爱”,凭借极高的情感强度引发观众的普遍共鸣。但郭沫若历史剧并非简单地诉诸情感煽动,它的“诗性”与历史必然性相关。面对作为“战国时代”的抗战时期,郭沫若不是像“战国策派”那样意图效仿“强侵弱”的秦国,而是从小国弱国的历史中发掘出正义性与自由反抗的精神,为暂时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弱中生强”的道路。

论郭沫若新编历史剧中的歌词书写——以《棠棣之花》《虎符》《屈原》为例

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新编历史剧《棠棣之花》《虎符》《屈原》中有大量歌词,在叙事建构、人物塑造、诗意表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本文从文体越界、歌词功能、书写缘由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艺术传统,探索话剧创作与表达的更多可能性。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棠棣之花

四叔四叔是父辈中惟一念过书并且念到高中快毕业的人。四叔脑子灵活,聪明好学,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而且算盘打得特别顺溜。本来,按四叔当时的条件大可以留在县城谋个轻松的差事。可是爷爷说：家中正缺劳力,还读书？读书能当饭吃？爷爷一句话,让四叔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和县城。记忆中,爷爷的头发是白色的,眉毛不但是白色且又弯又长,常常,他只需眼珠子一瞪,我们几个便逃也似地跳离爷爷的视线。我们都害怕爷爷,四叔也怕。有一次四叔偷着看书忘了去挑水,

周恩来与《棠棣之花》

周恩来与《棠棣之花》石曼１９４１年，时序进入初夏。一方面反动分子诬蔑中共在前方不配合抗日作战；另一方面，大后方在蒋政权法西斯统治下，新闻、出版业不景气，死气沉沉，人民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此时重庆红岩村一位伟人在思考，他刚会晤过美国海明威夫妇，根据海明...

南宁演出“棠棣之花”

郭沫若先生的五幕史剧“棠棣之花”于二月下旬,由广西省话剧团正式公演了。这是解放后在南宁第一次上演的古装话剧。排演“棠棣之花”对于广西省话剧团这些缺少演历史剧经验的年轻的演员们来说,是有很多困难的。

又见梨花

１０年前春天的一个寒夜，夜已很深，西北风在疏朗的林间啸叫。医生从病房里出来说明芳不行了。我的眼前顿时模糊了，视野里充满了簇簇梨花和那片血色的天地。明芳去了，在梨花飘香的季节里走完了她人生的第１８个春天。她是在落英缤纷的时节去的，留给我的是永生永世梨花...

将历史剧引入历史课堂教学的尝试

历史剧取材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戏剧的形式再现或表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是所有以历史内容为题材的戏剧门类的总称。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湘累》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历史剧。毋庸置疑,作为戏剧艺术创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历史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独特的灵感,戏剧不断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精华,让艺术在历史中创造,从而使戏剧散发魅力的光芒。

莎士比亚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鲁迅曾说,创作“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郭沫若,作为一位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杰出的历史剧剧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一系列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杰作,在艺术上是融化了众多戏剧大师精华的结果。其中,莎士比亚对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有多方面的影响,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郭沫若是一位创造性地学习莎士比亚艺术成就,获得卓越成就的高手。

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看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起,至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止的九年一个月零十八天期间,以及与此同一时期的《群众》周刊上,先后刊登郭沫若各种稿件302篇(包括政论、杂感、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日记97节、书信、题词、访向记和学术论文等)。一个作者坚持不懈地为一家报纸和一个期刊提供这么多作品,不要说在《新华日报》馆外的作者中难找到,就是报馆内部也不多见。从而可以看出,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群众》

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电影《屈原》形象与话剧《屈原》形象的比较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日,掀起反共高潮,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抗战爱国军民。郭沫若义愤填膺,满怀激情创作了话剧《屈原》,借古喻今,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时隔33年后的1975年,香港电影导演鲍方在郭沫若话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拍摄电影《屈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大陆放映的香港电影,同样又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