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碳汇国际法律机制与中国森林立法之协调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时至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的成功举行,人类从未放慢过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森林碳汇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确立的合法减排方式,其经历了从"造林、再造林"的CDM机制到"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通过森林保护和森林可持续管理增加森林碳汇储量"的REDD+机制的演进。然而,我国当前的森林立法对于森林碳汇的保障功能不足,如何将国内森林立法与森林碳汇国际法律机制相协调是我国森林立法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为此,我国森林立法的目的需实现从经济价值理念向生态碳汇价值理念的转向,我国森林立法的基本原则需实现从营林利用到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转向,我国的森林法律制度需实现从直接管制向市场与管制相结合的转向。

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看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指出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灵魂,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败坏了森林立法的正义品格,从而主张森林立法应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以公益为重心,坚持普遍联系的思想。

森林立法完善对林业保护的促进分析

作为一种关键性资源,林业资源已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已有的森林资源,发挥自身的作用,必须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使其得到合理利用。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探微

文章从马克思的文本当中梳理出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的主要思想。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包括法哲学观、价值观和生态观。法哲学观是马克思森林立法观的哲学基础，价值观是森林立法的灵魂，生态观是森林立法的根本遵循。法哲学观、价值观和生态观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森林立法实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议我国森林立法的生态价值取向

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价值认识的提升,以及生态学理论的推广应用,生态价值取向正成为森林立法的基调。旨在探讨生态价值取向是如何蕴涵于我国森林立法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为森林保护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之处。

基于完善森林立法促进林业保护的探讨

指出了我国森林立法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对于林业的保护并不理想。分析了我国的森林资源现状,针对当下森林立法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以期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更好地保护与利用林业资源。

森林价值观的转变对加拿大森林立法与管理的影响

本文论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加拿大林业发展状况以及森林价值观的转变对森林立法与管理所产生的影响。加拿大的森林立法与管理经历了六个阶段：乱砍滥伐─—规定采伐─—保护森林─—林木管理─—可持续的林业管理─—资源共享。回顾这六个阶段有助于我们理解加拿大森林立法与经营管理的历史演变。

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森林立法

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各项举措中,森林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气候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亦肯定了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生态地位和战略地位。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森林立法是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重要作用的国内法保障,这种适应性应当确立起以森林生态效益为核心的立法价值取向,同时围绕减少森林退化、增强森林碳汇、提高森林可持续经营构建适应性的森林法律制度。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主要分析对象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指出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灵魂,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败坏了森林立法的正义品格,从而主张森林立法应具有阶序性,应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以公益为重心,坚持普遍联系的思想。

中国与韩国森林立法比较

作为成功进行植树造林、迅速实现国土绿化的国家,韩国实现森林生态修复的良好经验和森林管理政策获得世界瞩目。文中对于法律层面的韩国森林立法进行分析,并比较中韩两国森林立法异同。韩国森林立法已构建出较为完善的“基本法+单行法”体系,即以《森林基本法》为基本法、以《森林资源法》等19件专门法律为主干。中韩两国森林立法既体现出差异性,又存在共性。两国森林立法在体系化建设、政府职责、森林功能的规定、森林类别的界定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不同,而在法律渊源、立法价值取向、林地管制和林木采伐制度、林业规划和经营方案制定等方面则体现出共性。韩国森林立法体系建设对完善我国森林立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未来的森林立法应加强体系化建设,特别是针对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领域要增加专门立法。

森林立法和林主间的合作确保芬兰私有林的健康

芬兰私有林数量多，但森林面积相对较小，平均每个林主有26hm^2森林。私有林业在芬兰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芬兰森林工业用材的80％～90％来源于私有林。森林立法、国家林业计划以及林主间的合作，目的在于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主要林业发达国家森林立法趋势

德国、法国、芬兰等林业发达国家的森林立法一般将森林可持续经营作为立法原则与目标,从法律角度强调分类经营与采伐,明确各级森林经营管理规划的法律义务,严格规范森林采伐,强调对私有林的管理和支持。林业发达国家森林法中关于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定的趋势,可以为我国森林法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苏联森林立法

森林是苏维埃人民的国有财富。我国在这方面拥有大量资源。苏联木材蓄积量占世界34%。除木材外,森林还为国民经济提供松脂、坚果、浆果、蘑菇、制药原料和工业原料,为狩猎业提供产品。森林亦是最佳的天然调节器,它保护着水分,帮助防止土壤侵蚀,改善微气候,为人的生存创造着良好条件。哪里有森林,哪里的空气就清新些。

“林权”初探——关于森林资源产权立法化过程和趋势的考察

林权是林业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上,林权在经济学范畴和法学范畴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经济学范畴里的林权就是一组“权利束”,包含各种森林资源收益权利。法学范畴里的林权可以说一项财产权,包括若干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用益物权。我国林权构建已历时近40年,这一过程不管是从制度构建还是从改革实践来看,森林资源产权立法化——林权构建是从以所有为核心向以利用为核心的转变。随着形势发展变化,林权构建虽然取得重大进步,但是依然任重道远。

浅谈森林法

森林法是有关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支配权,森林经营管理和奖惩措施的法律规范。它包括森林所有权,森林的经营管理,保护森林的方法、原则和措施,国家、组织和公民在森林管理和森林利用中的权利和义务,森林管理体制和奖惩办法等内容。 早在我国秦朝的《田律》中就有保护林木的条文。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林木,不到夏天,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一八○四年公布的《拿破仑法典》中也有关于林木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近代森林法,是在近一二百年才产生和日趋完善的。据初步了解,目前已有三十个国家颁布了《森林法》,还有不少国家制定了保护森林的法令。美国是比较重视森林立法的国家。从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林业法令就有一二百种。芬兰和瑞典是森林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它们的森林法都强调更新采伐,不允许森林的荒废。英国森林资源贫乏,森林复盖率只有百分之七,其森林法除强调管好现有防护林外,还规定国家对造林者给予长达十五年的经济补助。荷兰也是属于少林的国家,它的森林法规定,利用信贷或补助金,鼓励造林与更新,对砍伐树木限制加严。

关于我国森林保护生态价值取向的思考

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价值认识的提升，以及生态学理论的推广应用，生态价值取向正成为森林立法的基调。本文旨在探讨生态价值取向是如何蕴涵于我国森林立法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为森林保护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之处。

森林法立法理念的法理分析

描述性意义上的立法理念既反映了人们对于立法的认识,又是指导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透过对三十年来我国森林立法的过程和主要内容的分析,能够从法理层面归纳出其立法理念。这一理念的产生有其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以及国际背景等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旧的立法理念应适应于新的变迁趋势。

世界森林保险的发展及启示

我国森林保险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了解日本、芬兰、瑞典、美国等国比较完善有效的森林保险制度,借鉴其成功发展经验,有助于提高林业经营者应对森林风险的能力,确保林农生产和生活稳定,帮助我国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森林保险制度,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Promoting Reform of Chinese Forest Sector Legislation:Some observations from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 Sample of Forest Laws

The paper introduces and outlines the outcome of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 sample of forest sector laws from 12 countries. The selection of both the key-topics for the analysis, and the sample of laws was done in response to concrete requests by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 China. The analysis, prepared over a period of five months, produced country case-studies and a final report, and concluded with a workshop hos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in late November 2006. The findings consistently indicate that forest sector laws, of necessity, closely reflect a given countr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o-political real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Consequently, there exists no blue-print for, or “model-approach” to forest sector legislation. In reviewing the effective Chinese forest sector laws, examples from third countr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only with due caution, in respect of clear-cut & consistent Chinese forest policy objectives, and only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applicability and transferability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as well as social context. The comparison of a sample of forest sector laws nevertheless enabl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veral basic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by public as well as non-public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reform trends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public sector administrations). On this basis, generalised conclusions are drawn and recommendations made for the forthcoming review of Chinese forest sector la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