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保护到国家战略: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资源犯罪研究综述

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资源犯罪严重影响到生物多样性、资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是国家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文章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资源犯罪的文献,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对研究现状、特点和内容进行归纳类比分析,为明确野生动植物和森林资源犯罪机理提供思路。

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责任的实证分析

以11个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判决为蓝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其刑事责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司法机关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的判决基本体现了罪刑相一致的原则,部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针对判决中刑罚整体而言较重、在罚金和赔偿损失发生冲突时价值选择不明朗、植树造林判例太少、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必要等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司法对策。

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的罚金易科制度

罚金刑的广泛适用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效弥补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基于对罚金刑的理性认识,我国刑法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普遍适用罚金刑。然而,执行难是罚金刑固有的缺陷。要解决此问题,须结合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特点,设立罚金刑易科为自由劳动制度,并且指令犯罪人的自由劳动为植树造林,这也是救济性和恢复性环境司法的理性选择。

论诱惑侦查在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的运用

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目前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因其在打击某些类型的刑事犯罪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已被广泛地运用。在打击严重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等犯罪中,同样有使用诱惑侦查的必要。研究森林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如何合理、慎重地使用诱惑侦查,对于有效地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着特殊意义。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立法缺陷与完善——以生态法益为研究视角

在环境犯罪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生态法益迫使人们不得不加以重点保护,法治模式是保护生态法益的有效途径。传统刑法忽视生态法益,在刑法典中应当将环境犯罪独立成章;以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为例,在具体罪名中有些罪的定罪要件与司法认定上存在问题;在处罚方式上采用单一的刑罚处罚方法对恢复生态不利,应当增加非刑罚的处罚方式。

关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2018年我国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范畴,将其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法律层面肯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切实履行保护生态安全职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中尤以林业生态安全最为重要,其直接决定了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状态。

浅析我国森林资源保护的刑法规制

刑法规制在森林采伐、运输、收购销售和林地管理等环节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森林植物的资源特点与国家的生态政策出发,分析我国现行森林资源保护的刑法体系和主要特点,对其中个罪构成要件因素的科学设置与完善提出意见与建议。

涉林类犯罪恢复性司法适用研究

本文主要在恢复性司法的视野下,根据近年来生态实践中“复植补绿”的做法,通过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研究盗伐、滥伐林木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发现适用中存在对恢复性司法认识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困境,对于涉林类犯罪案件中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给予肯定,提出通过立法将恢复性司法措施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式在量刑时予以考量,明晰恢复性司法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关系,同时规范恢复性措施的标准和监督确保在实践中准确适用。

我国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的经济特征分析

利用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的统计资料,对2000年至2002年3年间我国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此类案件具有小型案件频繁发生、以初犯农民盗伐和滥伐林木为主的特征,建议除了加强警力和惩罚之外,更要研究产生违法犯罪案件的经济环境,注意从经济根源上减少一般农民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盗伐林木行政违法与犯罪行为规制的完善

在我国,与盗伐林木有关的环境犯罪十分普遍,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森林资源,而且是保护森林所不可或缺的资源。随着全球环境退化,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保护环境,越来越重视使用法律手段。

恭城县院：对缓刑人员进行监督

目前，恭城瑶族自治县检察院与该县司法局联合召开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缓刑人员座谈会。30余名因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分别就自身实施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原因经行自我剖析，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法制意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