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参与,农户作为集体林区林地的重要经营主体,分析其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对揭示异质性农户参与意愿的行为动机、促进集体林资源的盘活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福建省三明市和南平市58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DEMATEL-ISM模型,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分析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森林资源管制、风险态度、家庭禀赋特征是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总面积、生态公益林面积比重、经营森林旅游/农家乐、林业经营培训为表层因素,家庭禀赋、风险态度为深层次因素,森林资源管制为直接根源因素。

集体林权改革后的森林资源管制政策研究

本文从分析森林资源管制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森林资源管制的必要性在于林业的外部性;鉴于不同性质林业的不同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是有差异的,政府应该分别采取不同的管制方式对负外部性采取强制性管制,对正外部性采取激励性管制;现行的"一刀切"式的管制制度的效应,并论证了其政策激励悖论的理论渊源在于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和管制导致的产权残缺;提出了森林资源管制制度重构的基本思路。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规范构造

我国尚未构建起明确森林资源权利与公权力边界的森林资源用途管制制度,《民法典》的实施为森林资源用途管制重构提供了制度框架。《民法典》“绿色原则”划定私人自治的绿色边界,为公权力介入森林资源权利进行森林资源用途管制提供指引,同时明确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制度目标是有效利用森林资源实现公众的森林生态服务需求,降低森林资源用途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禁止权利滥用明确了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权力边界:公权力应当且仅能在权利主体滥用私权妨碍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才能限制私权,同时森林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还应防范公权力利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过度干预私权。征收条款进一步厘清公权力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干预私权应遵循的程序要求和补偿条件,为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核心构造奠定制度基础:应赋予森林资源权利主体对公益林区划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听证权、退出权及区划错误时的救济权;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在确保公众生态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森林资源权利主体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