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革发展与我国应对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历史表明,育种技术和农业商业化是推动植物育种创新保护制度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因素。文章从育种技术和种业发展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影响的角度,分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探索与面临挑战,认为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是我国种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既是种业企业基本的产权保障法,也是种业领域最重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唯有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才能有效解决品种权保护中的“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保护弱”的问题,才能有效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之不足,为我国种业发展的现代化、开启种业发展新纪元提供法治保障。

论我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中心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是为激励育种创新和对育种创新成果提供专门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的植物新品种立法层级不高、保护水平偏低、原始育种创新激励不足、品种权保护范围狭窄,育种剽窃、模仿性育种和育种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修改应坚持激励育种创新、农业绿色发展和单行法的思想理念。在育种者权利控制范围的扩大、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建立、农民留种权利的规范、品种权授予条件的细化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立法部门应在提升立法层次,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回应植物育种技术的需求,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技术上,准确使用基本术语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由“丹某红”梨树新品种侵权案看合法来源抗辩规则的适用

“丹某红”梨树新品种侵权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它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的合法来源抗辩规则适用作出了有益尝试。从“丹某红”梨树新品种侵权案出发并结合当前我国其他主要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例,剖析了合法来源抗辩规则的适用。未来我国应从加快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统一司法解释具体术语的词义、遵循相应法律原则、并积极参照现行相关法律文件来完善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合法来源抗辩规则的具体适用。